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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 二十題】鄭永年:如何構建知識強國
            2022年05月25日 08: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鄭永年 字號
            2022年05月25日 08: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鄭永年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急需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大家普遍意識到,貧窮不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的代名詞,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很快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挑戰者和敵人,如今到了拜登執政時期,美國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對其構成威脅的競爭者甚至是敵對者。物質方面,我國完全符合大國標準。在制度層面,我們也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國情特點的制度體系。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達到大國的標準,不僅要符合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更要在知識層面達到現代化的標準。

              一、建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中國學者的使命

              在知識層面,我國仍在砥礪前行,還沒有達到應有的地位。無論在學科建設還是在學術成果方面,我們還有巨大的發展和改善空間。下一步如何走?這是未來知識體系建設與知識強國建設不可避免的研究課題。中國不僅要成為學術大國,更要力爭成為思想大國。

              經驗地看,不論是國內的學者還是在海外留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都可以在美國、歐洲頂尖的社會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但是很多文章都屬于西方的命題,西方的命題加上副標題‘Evidence from China’,即所謂“西方的命題,中國的證據”。此種命題,歸根到底是針對西方問題所提出來的命題和中國社會相關度比較很低。人文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是普遍性的語言,即通用性語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是社會在前,科學在后,要先懂社會的實踐才用得上科學的理論。

              再者,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軟實力”(soft power)還不夠強。近年來,我國綜合實力發展迅速,網絡技術發展與媒體信息傳播能力方面,都在將我國推向科技強國。但我國的形象仍在國際社會中遭遇西方媒體的污名化傳播,這是由于西方媒體背后帶有本國特色的知識體系作為“軟實力”的基礎,而我國相對而言只是媒介技術、信息傳播等“硬實力”的增長,背后的知識體系支撐較弱。錢學森先生曾提出“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改革開放促成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教育也進行了多次改革和更新,但在培養重量級的學術大家方面仍有差距。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扶貧實踐和知識之間的巨大鴻溝。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約有八億多人脫貧,黨的十八大以后,約1億多人脫貧,但是這樣的數據并未反應在我們的學術發展與知識體系建設中。埃絲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納吉兩位經濟學家因為研究扶貧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閱讀二位學者的書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學家與二位學者所研究的內容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在扶貧的巨大成就,沒有轉化成為知識體系。

              因此,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要保證意識形態導向正確的前提下擴大研究眼界、充實研究領域,爭取構建起自主性完備的知識體系。建立起完備的知識體系,是學界專家的科研使命,也是黨和國家的要求。自主性的知識體系要求擁有原創性的知識結構,避免學術界“卡脖子”的現象。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大量應用西方技術,自主原創性的內容較少,現在進入科創時代,已實現從應用到原創的轉型。知識界也一樣,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科學力量的發展,中國亟需構建一套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體系。

              二、構建知識體系需要從中國的經驗和實踐出發

              一是要找到屬于中國的命題。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步建立起微觀層面的社會科學。這是因為之前,西方已經確立了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社會科學,從宏觀發展到中觀,隨后發展到微觀這個階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國還沒有走過從宏觀到中觀這兩個階段,一下子到了微觀,這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這也說明,亟需中國在學科建設上要迎頭趕上,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上找到屬于中國的命題。

              二是要建立成熟的知識體系。要意識到,沒有一個成熟的知識體系,于政治、經濟、社會都會是有害的。西方對“professor”的定義是職業的知識創造群體,是知識創造者,而不是我們翻譯進來的“教授”?!癙rofessor”不只是自身學科知識的傳授,而要進行自己學科的知識創造。

              在社會領域,沒有一個能夠解釋自身發展的自主知識體系,會對政治產生負面的影響。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沖突》中講到,近代以來的土耳其是完全西化的典型代表,是迷失方向的國家。如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沖突與戰爭,很多都是其所處的知識體系的西化與自身知識體系的缺失導致的。

              一個國家的制度經驗只能適用于本國發展,學科中的知識體系建設與應用也是一樣。中國一直在實踐中尋找中國化的特色。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最近一段時期,經濟學界在討論相關的經濟問題時,提出的觀點大多根基于西方理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觀點非常激進,主張采取公有制,消滅私有制,把經濟問題歸責于中國的民營企業。這就給民營企業造成很大的困惑。實際上,憲法早就承認我國是采取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都是合乎憲法、受法律保護的。但迄今還有一些人從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出發,而不是從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出發。也有少數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具體講就是開所謂“私有化”的藥方。除此之外,一部分人也提出貨幣量化寬松。以上觀點本質上都是西方的不同的經濟學派觀點,而不是探尋和提出中國學派的觀點。究其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后,學界人士大都研究西方經濟學,很少有人研究中國經濟學。

              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政治經濟學傳統雖然沒有學理化,但實踐非常豐富。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學研究要立足國情,從本民族的文化中尋求智慧,在本國現實中搭建學科知識體系。假若未能構建自主性的知識體系,未來的學術研究脈絡與方向將會出現偏差。

              社會科學家跟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就像醫生跟病人之間的關系,要“對癥下藥”才能“手到病除”。利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是行不通的,例如不能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因為三權分立制度在中國的語境下始終未出現。學術研究要勤于思考,如果用錯誤的理論或者不符合當下實踐的知識體系的模式思考,則會出現學術成果的偏差,宏觀來講甚至會影響政治的穩定。

              三、如何利用綜合性的交叉學科框架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

              第一個方面,我國是依法治國的國家,落實在學術領域也要依法治學。要樹立知識和政治的邊界。知識的研究要帶有責任感,有話語權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要對社會負起責任,也就是要保證方向正確。在社會科學領域,所有國家都有“政治正確”問題。這就是要依法治學。用法律來規定知識界的責任,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干預,給予學者充分且相對自由的研究空間。

              第二個方面,保持方法論的科學屬性。西方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大都來自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社會科學將其邏輯性應用到本學科的研究?;蛘哒f,西方社會科學工作者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解釋歷史,觀察本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現象。所以,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把所有的社會現象稱之為“社會事物”。

              例如,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英國提出,是因為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是機器生產開始之后的產物。機器生產之后,“階級”這個現象跟以前的農業階級不一樣了。這就是馬克思“階級論”的實踐起源。如今運用的“官僚體系”、“階級論”、“科層理論”、“勞動分工理論”等這些理論都屬于西方社會科學家對西方語境下的實踐所觀察而來的原創性理論。隨意應用到不同語境將會產生錯誤的學術成果。我們應當思考馬克思為什么能發現“階級”?為什么亞當斯密能提出“勞動分工”,能發現“看不見的手”?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而不是馬克思提出的概念的簡單應用。馬克思觀察到“階級”現象,他提出很多的工具是要解決西方的問題,或者說,馬克思所研究的是西方的命題以及西方的方案。我們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重新觀察中國問題,確立中國命題,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例如,西方近代以來一直信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從盧梭到馬克思,人們一直認為私有制是人類所有問題的弊端。所以,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消滅私有制。但中國與之大不相同,我國很早就開始實踐如何把公有制跟私有制結合在一起。我比較了中國的計劃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蘇聯的計劃經濟,其公有制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公有制體系,當時蘇聯的中央官僚機構,掌握了90%以上的生產要素,而同一時期中國的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掌握了將近80%以上的生產要素。由于制度的不同,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出現那么極端的理念。從近代到當代西方的方法論,不要簡單地應用,而要將其中國化再應用,即把握住西方的思維方式的科學面,重新確立中國的理論,而不是簡單地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歪曲現實。

              第三個方面,學術制度改革避免官僚化。中國的學術評審制度應避免官僚化模式??蒲薪涃M方面,中國的科研資源目前較多地向年資較高的學者傾斜,這些年長的學者掌握了相當多的學術資源,未來應當將更多的學術資源投向年輕學者的群體。學術成果發表也不應該為了發表而發表,而是要有學術的創造性。

              第四個方面,學者群體要有自我認同感,保持獨立性。保持經濟上的獨立,不屈從于資本;研究政策不能“唯上”,不屈從權力,要客觀求實地做研究;在社交媒體時代,不依附流量。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強烈的自我認同,很難做到客觀的研究。馬克思受恩格斯幫助,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依附資本。恩格斯資助馬克思的研究,馬克思一方面從恩格斯身上了解到很多資本運作的知識,另一方面也是客觀地批評資本的。對照馬恩的治學與思想,當下的學者也要有獨立思考的意識。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由中國社會科學網和大灣區學術編輯組就鄭永年教授的講話整理而成,不代表本網觀點。)

             

             

            作者簡介

            姓名:鄭永年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關銳 實習編輯:趙翊博、王煜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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