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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物聯網時代保護個人數據權利的中國方案
              2021年10月22日 07: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季衛東 字號
              2021年10月22日 07: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季衛東
              關鍵詞:信托;交易;人工智能;歐盟;

              內容摘要: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法與社會研究院院長、計算法學與AI倫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會會長、上海市法學會法社會學研究會會長。中國對數據資產信托的探討,特別是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相關研究項目策劃方案,在繼承和發展傳統要素分配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數據的技術特征,提出關于數據要素分配與交易的構想,為“健全數據要素有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提供正當性支撐。在人工智能技術促進數據共享流通和價值釋放與現行數據保護制度不足以充分保障數據交易安全的現實矛盾下,中國提出了以人工智能驅動的數據交易和數據信托制度新方案。

              關鍵詞:信托;交易;人工智能;歐盟;

              作者簡介:

              季衛東

                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法與社會研究院院長、計算法學與AI倫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會會長、上海市法學會法社會學研究會會長。曾任日本神戶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學術委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社會學、法理學、比較法學、計算法學。

               

                伴隨著人工智能的發達,我們所面對的當今社會呈現出以下特征:首先,傳感器無所不在,特別是二維碼移動支付和刷臉通關的普及,使得當今生活世界的幾乎每一個角落都被轉化成數字化表現形式,積累為各種形態的大數據。其次,大數據能產生經濟價值,甚至成為企業和社會的驅動力量。再次,數據的本質是信息,而信息的特點在流動性。所以數據主體的界定、數據權利的保護也就比較難,尤其很難以某種絕對化的方式進行界定和保護。最后,以智能物聯網為基礎的數據空間對法與社會的影響不僅改變了作為秩序基石的物權的結構和功能,而且改變了規范形態本身。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很多專家已經指出代碼取代法律、代碼即法律的趨勢。本來法律上已經明文規定的權利,技術性規格和代碼的設置就有可能導致這些權利沒有辦法行使,或者不得不改變行使的方式和內容。因此,法律還應該反過來規制代碼,這樣就形成一種法律與代碼雙行的格局,導致規范多元化。

                從上述社會特征我們可以發現法制變遷、權利創新的一些重要契機。例如,社會透明化與算法黑箱化的基本矛盾,意味著有必要從制度層面加強對個人數據安全和隱私的保護,防止監控過度,并且應該從公民基本權利的高度來理解個人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應用;與此同時,要強調算法的公開透明、可解釋性、可理解性,使個人享有抵御算法歧視的權利,并確保對現代法治至關重要的問責機制不因人工智能輔助決策而遭到瓦解。例如數據的經濟價值,意味著數據權屬關系的明晰化、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都應該提上議事日程,并考慮適當的制度設計方案和權利認定程序,還要在數字經濟發展與個人權利保障之間達成適當的平衡,并為數據的商業利用畫出一條清楚的倫理底線。另外,隨著民商事法律體系的基石從物品轉向服務,權利觀當然也從所有者的視角轉向消費者的視角,能否確立消費者主權的理念、能否使服務評價產生規范效力就成為重要的法學課題。

                根據TRIMPS網絡安全法律研究中心《全球數據交易實踐、行業規范現狀與政策法律問題研究》(2021年)的綜述,自從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以來,引導培育大數據交易市場、開展面向應用的數據交易實驗的活動在各地展開,已經成立了十余家數據交易平臺,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政府主導的大數據交易所(如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聯營性質的數據交易中介平臺(如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以及商業類的數據經紀機構(如數據堂)。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正式頒布,首次把數據與其他四大生產要素并列,明確了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目標,并且提出了根據數據的特性厘清相應的產權關系、建立和健全數據產權交易和行業自律機制的重要課題,《民法典》人格權編以及《數據安全法》(2021年6月10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年8月20日通過)則為數據市場的進一步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界和社會開始關注數據交易市場的現實問題,研究數據信托制度的結構和功能。

                眾所周知,歐盟始終從憲法、從基本人權保護的角度來理解數據治理。但是,這種性質的通用數據條例(GDPR)以及相應的司法判斷并不能在私人主體之間的糾紛中強制執行,而且還會嚴格禁止個人數據的交易,因此也就不能完全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所以,近些年來在歐盟內部也出現了修改法律框架的議論和政治動向。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判例已經開始把消費者保護法、競爭法的相關規定以及集團訴訟方式適用于大數據流程,以增強個人與強勢的網絡大公司進行博弈的談判地位。在行政實踐中,各國政府也開始加強對數據行業的監管和算法審計,并強調大數據倫理的意義。與這種新趨勢相關聯,歐洲各國法學界開始討論創設數據財產權的議題,以充分實現數據的商業價值并加強個人數據主體的議價能力??傊?,歐盟已經開始調整過強的憲法指向,正在探索針對大數據特征的綜合治理方案,試圖實現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保護的多層多樣性和整合化。

                迄今為止,中國的現實與歐盟形成鮮明的對照,并非側重憲法,而主要從民法以及行政舉措的視角來加強對隱私、信息安全及人格利益的綜合保護。因此,關于數據和隱私的中國法律規范只在公民個人、集體以及企業之間強制執行,很少針對政府。多明戈曾經說過,“控制好數據,控制好算法掌握的模型的所有權,這就是21世紀戰爭的內容”,已經暗示了數據財產權的政治意義。與這種新式戰爭相關,中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產業在向海外投資和從事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反復遭到歐美各國的質疑和制裁,主要理由就是涉及數據安全和算法倫理的基本權利保障不充分。因此,完善數據財產權的實體規范,進而將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保護升級到基本權利的高度,是一項很重要并具有迫切性的立法課題。令人欣慰的是,今年8月20日剛剛通過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已經開始強調憲法根據,針對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和“大數據殺熟”現象而強調數據倫理和算法公正、增加了個人信息可攜帶權的規定以增強個人的數據處分權,這就形成了法律制度實質性改革的契機。從數字經濟的角度來把握基本權利,還應該特別重視對公平分配數據利益的合理期待,這種賦權的關鍵恰恰是形成一種對不同屬性的人權之間關系進行適當處理的機制,即人權相互的調整,當然也勢必涉及個人數據權利與公共利益以及改進人類整體福祉的導向之間的協調。

                為了協調數據治理的憲法視角與民法視角,有必要更鮮明地提出“數據公平使用”的立法原則,在個人基本權利保護、數字經濟發展以及數據利潤共享之間達成適當的平衡。這種主張并非筆者標新立異,事實上歐盟最新的制度設計圖——《數據治理條例(建議稿)》(2020年11月25日)、《數字市場法(草案)》和《數字服務法(草案)》(2020年12月15日)已有統籌兼顧之意。另外,日本在2021年5月19日提出的《數字社會法制改革法案》,也特別強調在保護隱私權和數據安全的同時,還應該保持數字經濟發展的機會。由此可見,在這里中國完全可以與歐盟以及日本等東亞國家相向而行、互相借鑒;而兩者之間適當的制度連接點正是各種數據信托方案以及信息銀行的實驗。甚至還可以說,在發揮第三方功能、推動第三次再分配、形成橄欖型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等大政方針如何貫徹的意義上,數據信托、信息銀行也構成中國以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來驅動體制轉型的一個很巧妙的抓手。

                中國對數據資產信托的探討,特別是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的相關研究項目策劃方案,在繼承和發展傳統要素分配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數據的技術特征,提出關于數據要素分配與交易的構想,為“健全數據要素有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提供正當性支撐。當下,無論是致力于建構數據產權還是數據所有權的數據確權理論進路都可概括為數據治理的權利范式。但人們逐漸發現這種“賦權—維權”模型并不能有效解決在發展數據交易的過程中實現個人信息保護的價值沖突,并且其內部仍存在著產權與所有權間的爭論。同時,這種基于傳統法治主義邏輯的權利保障體系在已固化的“市民社會—政治國家” 二元視角下不能有效地應對和解決數據交易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而一種合理的解決方式應當以有效建立社會信任機制來回應數據交易中的風險,切實解決數據交易中出現的各種無序化問題,進而在推進數據收益增長的前提下實現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的保護。遵循這一思路的新的數據治理范式屬于信托法的范式。而在數據信托法律關系中,數據主體對數據控制者作為受托人的信賴和后者對前者履行的嚴格的信義責任,將切實建立起數據流通環節中對個人隱私保護的信任,較好地平衡了安全與發展兩種價值的協調關系。

                在人工智能技術促進數據共享流通和價值釋放與現行數據保護制度不足以充分保障數據交易安全的現實矛盾下,中國提出了以人工智能驅動的數據交易和數據信托制度新方案。聚焦具有典型意義的領域場景,包括公共數據共享開放和非公共數據有條件應用,提出數據信托的范圍、設計、啟動、運作、評估和終結等全周期技術方案,同時在隱私計算、聯邦學習等方面探索出數據信托的配套機制。在授權訪問、參與治理、安全感知、利益分配、可持續性商業模式等方面提出切實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通過數據信托的制度與技術的體系化設計,充分調動數據經濟多元主體的積極性,避免和解決數據交易制度的窠臼與問題,紓解數據安全保護難題與數據交易訴求的尖銳矛盾,以此填補中國在數據治理體系中數據信托方案空白,對比英美日等數據強國,提出既有中國特色又具理論共識性的數據交易和數據信托制度框架。

                在數據所有權和數據使用權分立基礎上,為了比較領域行業內與跨行業的數據信托模式,中國還準備進行數據沙箱模式的數據信托校驗探索,以確保數據流通過程安全可控,通過數據信托產品架構、計算平臺、安全機制,實現數據信托數據可查可控等方式和方法來支持數據申請和授權等交易邏輯?;诂F有法律規范和技術標準,結合專家經驗,根據數據信托校驗的安全邏輯,將在數據授權追蹤、操作監控、熔斷限流、結果審核等邏輯方面實施架構方案專家置信度評估。

                總而言之,只有在關于數據資產信托的上述制度安排得到完善和落實之后,中國各地一直在試行并且正在探索制度化路徑的“數據交易所”才不至于引起“信任赤字”,已經初見雛形的數據要素市場才能真正確立并逐步健全。

              作者簡介

              姓名:季衛東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胡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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