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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中國·歷史學】從晚清城市“公”領域的轉型看中國式現代化 ——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馬敏教授
              2021年10月18日 09:5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徐鑫 字號
              2021年10月18日 09:5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徐鑫
              關鍵詞:觀念;現代化;中國社會;馬敏;變化;社團;

              內容摘要: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中國近現代博覽會史、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史、辛亥革命史。代表作有《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中國近代商會通史》(四卷本,主編)等?!肮煜隆薄疤煜聻楣薄吧鐣妗薄肮矙嗔Α钡冉灿^念遂成為近現代思想文化發展中的基礎性觀念,為近現代慈善事業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觀念基礎。只有從中國自身歷史和文化語境出發,通過細致地探源與梳理,才能夠建立起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真正講清楚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究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地方,有哪些從本土生長出來的概念與觀念,以及有哪些在地化實現制度轉型的方式。

              關鍵詞:觀念;現代化;中國社會;馬敏;變化;社團;

              作者簡介:

              馬敏

                曾任華中師范大學副校長、校長、黨委書記,現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主要社會兼職有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等。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中國近現代博覽會史、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史、辛亥革命史。代表作有《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中國近代商會通史》(四卷本,主編)等。

               

                傳統觀念、概念在近代以來的轉型與變遷,是透視中國式現代化及相關問題的一個重要維度。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峰論壇召開期間,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馬敏教授以晚清城市“公”領域的近代轉型及其觀念變遷討論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緣由。圍繞相關話題,本報記者采訪了馬敏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報》:“公”這一概念有助于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建設,可否請您具體談談其中的聯系?

                馬敏:與“私”相對應的“公”是中國一個傳統的重要概念,從古代一直延續至今,其含義則隨時代而不斷變化。但在這種不斷之“變”中,又有其“?!?,即沉淀下來、遺傳至今的共性特征。晚清中國開始步入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國近代,無論“公”領域還是附麗其上的“公”觀念都經歷了深刻的時代變遷。傳統之“公”與近代之“公”相依相存,同時又互滲演化,形成新型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觀念,推進了中國早期現代化(近代化)進程。循“公”概念內涵及外延的變化探尋其近代演變軌跡,或可有助于從土生土長的“中國概念”中梳理、把握現代化的“本土”特性,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話語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公”領域?“公”“私”之間的關系是如何體現的?對于這些問題,以前的學術界是怎樣認識的?

                馬敏:在中國古代,實體意義上的“公”,多指向于“國”或同“國”相關的君主、貴族階層,如“公室”“公門”“公廷”“公家”“公侯”“公族”,而區別于普通個體或家庭之“私”。由此而形成由皇權、國家及其統治活動構成的“公”領域,以及由個人或家庭及其日常生活構成的“私”領域。

                但中國古代“家—國—天下”的一體化社會結構特征,又往往模糊了公與私的界限,個體的人既湮沒在“家”中,同時又隱身于“國”中,導致家與國、公與私既相互分離,又相互滲透,邊界往往模糊不清。費孝通先生為此提出一個經典的觀點:以家族為基礎的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社會,即有等級差別的倫理關系社會秩序。

                從公私差別的模糊性地帶中,古代中國逐漸發展出了介于國與家(家族、家庭)及個人之間的中介性“公”領域,如公田、公房、社倉、義倉、書院、義學、善堂、會館、公所等。明清時期,此類性質的“公”領域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各種民間社團在其中往往起著關鍵性作用,并相應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國家不直接管轄,但私人又無力完成的地方性“公事”和“公差”,如保甲、團練、防盜、修橋、鋪路、慈善事業等。美國學者黃宗智則直接稱其為“第三領域”,即既有別于國,又有別于私人社會的第三空間:公私混合的民間社會。國家與社會之間呈現出三維空間結構特征。此種以“第三空間”面目呈現的“公”領域,在結構上往往具有粘連性特征,實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廣大中間過渡地帶,它上而同國家政權相粘連,下而連接由家庭、家族和商鋪、作坊等組成的“私”社會,其結構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犬牙交錯、滲透融通的復雜格局,難以在它們之間劃出一道截然的界限。這是同西方所熟悉的哈貝馬斯定義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相當不同的一個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您看來,這種變化在“公”領域有何具體表現?與同時代西方國家的“公”領域相比較,中國近代的這種變化有什么不同嗎?

                馬敏:自19世紀以來,在中國社會內部變化和西方影響雙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城市的“公”領域開始發生一系列具有近代化意義的變化。首先,表現為“公”領域有了明顯擴張趨勢,專門從事公益事業的各種“公局”“公所”紛紛設立,其內部則開始實行新的“紳董”體制。其次,20世紀初年,在地方自治運動中,隨著一大批新型民間社團和自治機構的產生,中國城市傳統“公”領域又有進一步的體制性變革,出現了若干從前沒有過的新變化:城市公共領域的組織聯結,開始從善堂、書院、會館、公所等較為封閉、守舊的傳統社會組織過渡到以商會、商團、教育會、救火會、自治公所、自治會等構成的新式民間社團組織網絡;大批資產階級化紳商通過擔任新式社團領袖而進入城市公共領域,形成公共領域中的“紳商領導體制”。民間社會組織的“近代化”程度亦隨之而提升。盡管名義上均屬“民辦”“自治”,但實質上這些社團又往往具有“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共同特征,是國家與社會妥協、合作的產物,不同于西方近代民間社會組織的純“民”性質。這種混合、過渡性特征,對中國城市社團組織一直有著持續性影響,并使中國的基層社會構造與西方國家差別甚大。

                在西方傳統中,國家與社會的二元構造是相當清晰的,具有比較明確的法律邊界。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概念往往來自民眾與社會,旨在對國家權力進行約束。哈貝馬斯概念中的“公共領域”實質上是從與國家相抗衡的社會一端“漫溢出來的區域”。在這一概念的建構中,“眾多個人……聚集成為公眾”,控制了“那一自上而下調整的卻與公共當局本身對抗的公共領域”。社會與國家的對抗,公民權利的擴張,是西方式“公共領域”的基調。相反,中國式近代“公”領域中,雖然也可以觀察到民間社會同國家之間的摩擦與爭斗,但更多的則是雙方的妥協與合作,即所謂“以民治輔佐官治”,并非獨立于國家權力外的純粹社會自治。這種趨向在晚清尤為明顯。換言之,晚清公共領域的構造和運作,似乎更接近于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依附于國家的觀念,而不大具備制衡或獨立于國家的取向。民國成立后,近代公共領域和民間社會的獨立性雖有所增強,但基本上仍維持在與國家權力妥協共處的框架之內。這說明,中國近代的“公”領域同西方式公共領域雖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始終存在很大的區別。

                《中國社會科學報》:觀念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請問近代公共觀念是如何產生與發展的?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其根源和表現與西方公共觀念有何異同?

                馬敏:同城市基層社會組織變遷相伴隨的是公共觀念的變遷。所謂公共性開始從古代純國家性和國家認同的“公”,向近代“公”與“私”相結合的混合型“公”觀念演變。這一過程始自明末清初(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思想),盛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新的“公益”觀和“公共”觀的產生。前者經顧炎武等“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導引,明確了私欲、私利的普遍性、正當性,后者則通過梁啟超、嚴復等引進西方公共觀念,將“公”與“群”相結合,倡導“公德”“公心”“公益”“公論”等思想主張,賦予“公”觀念以近代內涵?!肮煜隆薄疤煜聻楣薄吧鐣妗薄肮矙嗔Α钡冉灿^念遂成為近現代思想文化發展中的基礎性觀念,為近現代慈善事業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觀念基礎。

                “公共”“公益”“公論”等觀念也成為以紳商為核心的地方精英們組建社團、合群自治時所反復強調和依憑的基本觀念。他們稱自己的團體為“公共團體”,稱自己的行為是出于“化私為公”“合群自衛”的“完全自治之公益心”。與“公益”觀念相一致,“公論”(即公眾輿論)、“公憤”“公德”“公心”“公理”“公利”等體現城市公共性的思想觀念也同時得以彰顯。如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商會便十分巧妙地將傳統的“公德”精神與收回利權的“商戰”聯系在一起,號召市民抵制美貨。

                中國近代公共觀念因是借鑒了西方基于“公意”“契約”之上的“公共利益”觀,因此,二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基于中國的國情,中國近代公共觀念中也還有明顯的“國”的影子。這一是出于強烈的結群救亡意識,二是出于迫切希望能建成或立憲或共和的近代民族國家。于是近代公共觀又同近代“國民”觀密不可分,“國民”(或梁啟超主張的“新民”)往往成為新的“公意”“公德”的代表。中國式“公”領域終于出現了向近代“市民社會”轉化的趨勢。但也僅此而已。

                《中國社會科學報》:最后讓我們回到首屆“學術中國” 國際高峰論壇的主題,在您看來,應如何從歷史的角度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

                馬敏:從中國近代歷史上“公”領域與“公”觀念的演變過程中不難看到,中國式現代化自有其自身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語境。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話語體系雖曾受到歐風美雨的影響,但又并非西方觀念和話語的簡單移植。只有從中國自身歷史和文化語境出發,通過細致地探源與梳理,才能夠建立起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真正講清楚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究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地方,有哪些從本土生長出來的概念與觀念,以及有哪些在地化實現制度轉型的方式,從而在回歸本土、去“西方中心化”過程中,走出一條真正屬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本報記者 徐鑫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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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胡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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