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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中國·法學】中國的陰陽互補論對現代世界多樣性的啟迪
              2021年10月15日 09:5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約翰·安東尼·卡蒂 字號
              2021年10月15日 09:5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約翰·安東尼·卡蒂
              關鍵詞:現代性;陰陽互補論;現代世界多樣性;政治哲學

              內容摘要:

              關鍵詞:現代性;陰陽互補論;現代世界多樣性;政治哲學

              作者簡介:

              約翰·安東尼·卡蒂

              John Anthony Carty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國際法教授,曾執教于清華大學、香港大學、阿伯丁大學等。主要研究興趣是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哲學與歷史——具體方向包括經濟發展和文明間對話的法律和實踐。代表作有《國際法的衰落》(1986/2019)、《國際法哲學》(2007/2017)等。

               

                “中國和西方不同形式的現代性”是擺在全球學者面前最重大的課題。作為一個擁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法學家,我支持中國思想,目前我任教于北京理工大學,并已在中國定居多年。在我看來,不同形式的現代性是理解中國與西方在所謂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上巨大分歧的關鍵切入點?!盎谝巹t的國際秩序”是西方國家提出的概念,涉及范圍遠遠高于國際法。西方利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指責中國人權狀況,干涉中國領土主權。究其本質,“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系指所有世界社會都應當是自由而民主的,采用普選制度并實現開放民主。

                實際上,這種思維方式并沒有遵守國際公法,因為國際條約的締結必須以國家同意為基礎。相反的,這種政治哲學的基礎是西方個人主義思想、市場經濟和“一人一票”式的大眾民主。西方鼓吹將“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作為“普世價值觀”,并要求所有國家和人民遵守這些國際秩序。中國看待現代世界時聚焦的根本理念包括權威的本質、人際關系、人在國內和國際社會中的參與度等。這一問題過于復雜,在此無法詳細說明。一個關鍵點是,中國在這兩方面采取的方式并非新鮮事物,而是數千年歷史的延續。但最近學者發現,如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普遍適應性。以權威為例,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強調社會等級制度的重要性,例如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尊老敬老。然而,統治者本身也受制于“天下”。雖然在這方面并沒有制度性的、正式的定義,但它可以被理解為,“失民心者失天下”。社會各階層時刻受到這種約束,時刻自省自查,盡其所能各司其職。

                白彤東博士近期發表的一項名為《反對政治平等:儒家的案例》的研究提議調整并廣泛應用儒家提出的愿景,這意味著,除了與中國深刻的歷史聯系外,現在儒家思想在哲學領域也有了用武之地。民族和世界社會的運行需要由訓練有素的人員組成的復雜組織,他們掌握社會長期發展趨勢,了解民族社會行為對彼此的廣泛影響。這就要求強國不能任由參加普選投票的選民憑一時心血來潮來決定其命運,因為選民很容易被寡頭壟斷的新聞或媒體機構操控。此外,為了保全共同利益、抵御派系利益,必須堅持集中統一領導,而在普選制社會中,這一點很難,甚至不可能實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牢牢掌控金融業,加強對其的監管。而向私人金融機構貸款的西方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國家則紛紛債臺高筑,岌岌可危,甚至威脅整個國際社會。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與權威以及對專業知識和廣義上的專業技能,包括通過經驗和資歷累積的智慧的尊重有關。

                在西方社會,這種觀點被廣泛視為“男權思想”。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文化首先反對任何“天下權威”思想,之后發展為反對家庭、其他社會群體或國家本身的所有社會等級制度,最終發展為當前的身份政治,即每個人都要求社會無條件地尊重自己的特殊性,這為社會凝聚力帶來了不利影響。

                我本人長期研究這一課題,這一課題也在西方學術界獲得廣泛關注。我在2017年出版的《國際法哲學》第一章中探討了這一問題。這一領域的重要著作包括法國學者杰哈·孟杜(Gérard Mendel)的《權威的歷史:永恒與變化》(2002)、英國學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的《群體的瘋狂:性別、種族和身份》(2017)以及美國學者約瑟夫·萬寧(Joseph Vining)的《權威性與權威主義》(1986)。以上是我在研究這一復雜問題時研讀的部分學者著作。與身份政治及其導致的人際關系極化密切相關的是中國社會思想的第二個支柱,即人在人際關系中的位置、人際互動的積極和消極性質、陰和陽。在探討西方社會思想時,我特別強調以下論點:西方個人主義并非人類自主性的贊歌,在憎恨和憤怒的驅使下,個人主義已不知不覺地陷入了消極的競爭關系中。這些論點由法國學者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在他的法文著作《完成克勞塞維茨的研究》(2007)中提出。該著作探討了法國人和德國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群體之間的對抗關系。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2017年出版的《憤怒的時代》中也承襲了這一思想。

                而我本人目前在這一領域開展的研究則直接聚焦于西方極端個人主義關系意識的國際法律秩序的崩潰。這種秩序只會導致心血來潮的單邊主義,而沒有投入苦心孤詣、堅持不懈的努力來梳理沖突關系,進而實現一種微妙平衡,即在國際法律關系中持續保持適度或可容忍的張力。我將繼續探索這一問題,這是永無止境的求索。目前我還沒有找到答案。

                我在1986年出版并于不久前再版的《國際法的衰落》中首次論述了這一問題。其植根于歐洲啟蒙運動的極端主觀個人主義,而瓦泰爾(Emer de Vattel)則將這一問題引入了國際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最終想到了陰陽互補二元論,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尊重國家和個人的多樣性途徑?;パa二元論承認,社會各有不同,不可能完全被彼此同化,而互諒互讓和持續多樣性之間總是存在一種緊張張力。然而,在陰陽哲學(積極與消極/明與暗)中,差異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推動變化的動力。需要注意的一個關鍵事實是,在中國文化中,所有人都是“相互關聯”的,并且不可能采取單方面行動,一走了之,自我隔離。

                面對中國聽眾,沒有必要對陰陽哲學進行詳細闡述,但我想強調以下兩點:首先,吉拉爾和米什拉深刻認識到,個體可分割性是虛妄之言,人們在彼此的想象中始終生活在一起;其次,差異和多樣性并非道德品質,即并非道德層面的黑白概念,僅僅表示現實的本體論性質,即存在的本質。盡管如此,“存在的本質”、個體的不可分割性和多樣性的不可抑制性可能在中國文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偉力和本質,而且是潛在普世啟示的源泉。

                在陰陽哲學中,霸權思想不合邏輯、自相矛盾的支配型關系是一種失調關系,最終必然會強行自行重置。競爭也將導致諸多問題,根據吉拉爾和米什拉的理論,競爭背后的推動力可能是嫉妒和憎恨。而理想的伙伴關系總是能夠實現微妙平衡,這是因為明與暗、動與靜永不停歇地自發互動。我們各不相同,我們的社會也是如此。反對霸權主義可能性的另一項有力主張是,社會以及個人的相互關系非常復雜,并且在不斷變化,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如此狂妄自大,認為它可以統治所有其他社會。我們的關系不僅包括面對面關系,還包括背靠背關系。沒有人能夠同時兼顧所有方向。

              作者簡介

              姓名:約翰·安東尼·卡蒂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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