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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初民: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開創者
            2022年09月06日 07: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虹 沈智紅 字號
            2022年09月06日 07:3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虹 沈智紅
            關鍵詞:鄧初民;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內容摘要:

            關鍵詞:鄧初民;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作者簡介:

              鄧初民(1889—1981),原名經喜,又名昌權、希禹,著名社會科學家、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社會活動家。1889年10月20日,出生于湖北石首。1912年考入武昌江漢大學,次年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政治學,開始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1915年參與領導留日學生反對“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組織成立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同李大釗等創辦會刊《民彝》。1922年參與組織山西學術研究會,創辦《新覺路》半月刊。1925年任湖北省立法科大學教務長,后應董必武之約加入中國國民黨,另在武昌中山大學兼課,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初識農講所實際負責人毛澤東。1928年到上海多所學校任教,其間與李達等創辦《雙十》月刊并任主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觀點。1930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學說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3年起輾轉多地任教,但仍不忘宣傳馬克思主義。1937年經張云逸同志面談,北上武漢從事抗日統戰活動并創辦《民族戰線》周刊。1941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并在周恩來指示下以民主教授身份從事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1945年起主編《民主星期刊》《唯民周刊》等民盟刊物。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山西大學首任校長、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兼山西省體委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職。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73歲。鄧初民一生創辦了多種報刊,發表有關時政、歷史、哲學、文教、游記等方面的文章三百余篇,另著有《政治科學大綱》《政治學》《世界民主政治新趨勢》《社會史簡明教程》《中國社會史教程》《社會進化史綱》《民主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常識講話》等。

            《中國社會史教程》

               

            《新政治學大綱》

              鄧初民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開創者,是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在近現代中國的暗夜中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鄧初民以一腔愛國熱忱,認定了這個主義,畢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理論的傳播。在歷史的風云變幻中,鄧初民把著書立學和中國革命實際緊緊聯系在一起,面對列強、軍閥、國民黨反動派,發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時代強音。田漢同志稱鄧初民的講演是:“幾聲獅子吼,掀起大波江?!彼纳鐣l展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豐富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作出了卓越貢獻。

              愛國:投身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思想軌跡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在“九曲荊州”的荊南中學大聲反復朗讀梁啟超雄文的少年,叫鄧希禹。在希禹讀石首縣高等小學時,中國教育改革先行者劉樹屏編纂的《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石板印刷 1901年)成為全國各小學堂通行教材,打開了少年學子通往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大門。在荊南中學時,希禹接觸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新思想,在現實中目睹清政府一系列對外賣國對內鎮壓民生多艱的驚心現實,開始萌發救國富民的志向。辛亥革命后,希禹考入武昌的江漢大學,接觸到了社會主義,閱讀了社會發展史的書籍。時代風云變幻中的少年在蒙學經學中練就文思俊逸,在新思想新思潮的涌蕩中選擇“為共產主義的初民生活理想而奮斗”,他為自己改名為鄧初民。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覺醒與復辟縱橫,進步與逆流交織,民主革命的巨變并未將中國帶入現代社會發展的坦途,反而成為軍閥政客爭權奪利的工具。1913年,誕生于革命中心的江漢大學也不再是青年學子求學的桃源之地,在校長宋教仁遇刺后停辦。為尋求救國道路和革命真理,鄧初民選擇東渡日本留學。到日本后,鄧初民考入被稱為政治家搖籃的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政治學。東京法政大學的圖書資源豐富,他在這里對現代國家政治制度、法律法規、政府合法性和政治心理等方面進行了扎實刻苦的學習。此外,鄧初民還廣泛涉獵了當時流行于日本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閱讀了《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聆聽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河上肇講授《資本論》,成為最早系統接觸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學者之一,為日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播和學術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專業基礎。

              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秘密勾結,此事被公開披露后,引起海內外一片嘩然。留日學生迅速組織成立“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掀起反袁稱帝運動,反對訂立喪權辱國條約,鄧初民任總會評議會會長。李大釗代表“中國留日學生總會”起草反對訂約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痛斥袁世凱此舉為“彌天之恥辱”,號召全國人民眾志成城保衛山河,有力推動了反日愛國運動的展開。隨后,鄧初民與李大釗、高一涵為編委,創辦留日學生總會月刊《民彝》,主要刊登留日學生和旅日華人反袁稱帝的文章。此外,鄧初民還與被袁世凱解散后到日本的國會議員和省議會議員共同組織成立“神州學會”,結識了早期同盟會成員、后因反袁運動被通緝而到日本的林伯渠,并在編寫會員通訊的過程中認識了田漢、郭沫若、成仿吾等更多進步人士。

              1917年,在鄧初民日本學成歸國之際,正值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列寧帶領的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國家,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社會主義是不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第三文明”?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可否走社會主義之路?可否在中國發動群眾以革命實現國家改造?蘇俄以革命實踐提供了答案。在發現俄國國情與中國國情的諸多相似之處后,鄧初民更加堅定:“這就是中國要走的路!”回國后的鄧初民,從山西省圖書館到上海多所大學,再到北上抗日,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山西大學校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職。隨著對中國革命道路認識的不斷深入,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鄧初民的畢生事業。

              求索:政治理論與實踐聯系的求實派

              “科學絕不是理論的游戲,政治科學亦然?!边@是鄧初民求學時就奉為圭臬的準則,也鮮活體現在他投身救國的理論與實踐中。五四運動前后,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之外,還有各種各樣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流派和其他觀點、流派和主張?!案糁凹喛磿造F”,這是當時思想界的真實寫照。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是全國大多數進步學者探索的問題。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三篇文章,為尋求革命真理的進步青年撥開了迷霧。1922年,鄧初民和山西的進步學者組織成立山西學術研究會,創辦了刊物《新覺路》。鄧初民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吸收了李大釗“馬克思主義觀”中對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闡釋,在《新覺路》創刊號上發表《怎么改造中國》,在《東方雜志》《申報》等報刊上發表《無產階級專政與普遍的民主》《政治問題之根本討論》等文章,明確表示“離開了馬克思的學說,連社會主義(指科學社會主義)也不能成立,一切都成了廢詞”,“普遍的民主,只有在社會主義組織之下,才能實現”。鄧初民把這些理論通過開辦工人夜校進行教授傳播,幫助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及其子女學習尋求自身解放的道理。

              “君子藏器于身,適時而動?!编嚦趺瘾@悉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消息,特別是在知曉李大釗、毛澤東和林伯渠等舊識也投身其中時,決心回南方參加革命。1925年2月,鄧初民趕赴武漢擔任湖北省立法科大學教務長,履職不久,當時為國民黨員身份的董必武就親臨法科大學與他面談,盛邀鄧初民參與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工作并介紹他加入國民黨,鄧初民“極其高興地答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熱潮使得革命形勢日漸高漲,鄧初民帶領青年學生、民眾連夜趕制標語、傳單,策應北伐軍奪取了武漢三鎮。他在后來深情感懷道:“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期里,我有幸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導下,開始直接接受黨的領導,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從而逐步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并決心在黨的旗幟下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而奮斗!”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鄧初民先后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宣傳部長,湖北省臨時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其間,鄧初民、孔文軒、郝繩祖吸收湖南農民運動中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迅速起草《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暫行條例》,經省黨部通過后張榜公布,使得廣大民眾了解了《條例》的主要內容,掌握了正確的斗爭方向。1927年,鄧初民任教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政治學常識和孫中山三大政策理論。在講習所任教期間,鄧初民與毛澤東共事,閱讀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運用馬列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嶄新學風,以及敏銳的觀察力、高尚的思想品德,給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二·九”運動和抗戰時期,鄧初民堅定支持青年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方針,是全國知名的“民主教授”,他所在的成都朝陽學院被稱作“紅色學院”。

              20世紀30年代,鄧初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主席,繼續領導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最堅決的斗爭;同托派和以反革命為目的的國民黨反動文人先后進行了長時期的論戰;積極引導青年學生運用正確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工作者。而這些論戰中產生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學依據。鄧初民早在社聯建立之初就提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是限于理論的研究,無疑地應該努力參加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實際斗爭?!?/p>

              拓荒: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新中國成立前,社會上各種流派的政治學魚龍混雜。鄧初民在對世界各國政治做了研究之后,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創立了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張友漁評價此舉在當時是“獨樹一幟”。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發展是與唯物史觀在中國的迅速崛起相一致的。鄧初民的政治學觀點體現了時人的學術論戰和政治訴求,體現了近現代中國民主實踐的內在邏輯,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中國實踐的獨特品格。

              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當中,中國歷史有無奴隸社會是爭論的焦點之一。按照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王禮錫等人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從未占過支配地位,中國的社會演進也沒有按照馬克思的人類社會規律進行。郭沫若等人則堅持并論證中國存在奴隸制社會。這是一個事關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具有普遍真理的重要問題。從鄧初民在暨南大學等學校教授“社會進化史”所編的講義《社會進化史綱》(神州國光社1931年),以及之后在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社會史課程時所編的具有通史規模的講義《中國社會史教程》(1942年),都能看到,他采用的分期體系是:原始社會、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夏殷)、封建社會(西周至鴉片戰爭)、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到現在)。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否認中古歷史奴隸社會的存在,否認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截然不同,鄧初民的歷史分期表現出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闡釋。而在具體闡釋中國社會史的概念時,鄧初民把整個社會分為上層建筑和社會基礎,各自又包含意識形態、法律政治和經濟結構、生產關系的總和,體現出鮮明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方法。

              學界對鄧初民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領域的拓荒會溯源至其1929年出版的《國家論之基礎知識》(新生書局 1929年)和《政治科學大綱》(昆侖書店 1929年)。同時期中國知識界出版的政治學著作有幾十本之多,鄧初民的著作之所以在學術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內核,在原理、概念和體系構建方面有了突破;二是有力回應了當時的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社會思潮,揭露了“政治即管理公共事務”等資產階級理論的虛偽。鄧初民在《政治科學大綱》中提出的目標,就是探求“政治”與“政治科學”的本質。他認為,“政治科學”的本質,是一種觀念體系或意識形態;“政治”的本質是一種國家組織、一種社會階級的產物。而國家就是一個階級支配其他階級的機關。政治科學是處理政治現象的科學,政治現象的集中表現就是國家。國家的本質、概念、歷史發展階段、消亡及其過程、社會階級的構成、政黨、民族問題等,都包含在政治科學的研究范疇內。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離開了經濟構造,便不能說明活的、變的政治”。鄧初民強調,“我的研究,始終站在新唯物論的立場上,從經濟背景的深處說明政治現象”。這里的“新唯物論”立場,是指鄧初民在分析政治學時用的三個法則:把各種現象放在整體、聯系、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去研究;矛盾及對立物的斗爭;質量轉化的法則。鄧初民認為,唯物辯證法是一種貫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忽略了這一點就不能理解一切。

              1932年,鄧初民繼《政治科學大綱》出版后又撰寫出版了《政治學》一書,與前一部書相比,這部著作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和近代政府形式的闡述更加系統化和完備。鄧初民在該書緒論中給“何為政治學”做出了定義:“政治學是研究國家、政權、政府、政黨、革命等政治現象的科學”,所以理論分析側重于政治現象。1947年出版的《新政治學大綱》,基本延續了前兩本書的總體結構,不同的是每一編的最后一章都加入了對中國時局的分析,更注重實踐性。這三本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綱領結構,是鄧初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整體介紹,確立了他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領軍地位。在此期間,鄧初民還發表了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解讀中國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文章,如《民主政治的歷史范疇及其特質》《論政治與民主——以蘇聯的政治為例》《民主憲政與憲法的關系——兼述幾個民主憲政國家的類型》《只有人民是最后的公斷者——讓人民的聲音被大家聽見》等,從民主的歷史規律、實踐形態到新發展趨勢,闡釋和傳播民主理念。這些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通史撰述發展史中的重要文獻,對于今天的政治學研究仍具有參考價值。

              民主: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

              鄧初民一生對民主孜孜以求,自走上革命的道路便與中國共產黨人交往密切。李大釗是鄧初民的革命導師。在武漢國民政府期間,鄧初民曾與陳潭秋、李漢俊等人一同工作??箲鸨l后,又在董必武的領導下積極投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革命失敗后,鄧初民與許德珩、李達等人努力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打擊,于白色恐怖下首先組織了名叫“本社”的文化團體,意為不能忘本,不能做損害共產黨的事。其后在國民黨改組派的迫害下以第三黨人的身份活動,但實則作為黨外人士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工作。而后又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喚醒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不少學生在他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鄧初民一度以筆為戎,鼓勵、告誡廣州進步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朝向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方向發展。

              1936年,鄧初民在廣西大學任教時,受“王公度”案牽連,被當局劃入共產黨序列,下了解聘通知。被迫離開廣西大學前,鄧初民見到了時任紅軍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員張云逸。張云逸來到廣西等地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的民主革命資歷深厚,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間也頗有分量。在南寧,張云逸以座談會形式與鄧初民等進步教授面談,宣傳中國共產黨重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張云逸讓鄧初民知道中國共產黨挽救民族危亡、重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鄧初民說:“這是我最困難的時候,黨給我溫暖和鼓舞,給我指明了斗爭的方向?!?/p>

              長期從事民主革命活動的鄧初民與周恩來有很多交集。周恩來在廣西、武漢等地組織開展抗日活動,宣傳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時,便與鄧初民保持密切聯系。周恩來不僅對鄧初民的革命活動、學術研究進行指導,還在其生活上給予幫助。1941年1月,鄧初民自成都轉移到重慶回憶說:“我到重慶不久,就同周恩來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取得聯系。我經常被邀去聽報告,談形勢,記得當時對我們講的最多的是有關統戰方面的問題?!痹谥芏鱽?、董必武、王若飛的關懷和直接領導下,經過鄧初民、王昆侖、王炳南等人的醞釀和籌劃,中國民族大眾同盟在重慶秘密成立,一年后改名為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與此同時,在黃炎培、梁漱溟等民主進步人士籌備建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時,鄧初民也積極參與起草政治綱領、宣言和章程,醞釀同盟的領導人。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對此盛贊,表示將與進步民主人士風雨同舟,共同奮斗。1946年,鄧初民被國民黨反動派列入迫害名單,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派人秘密將其在內的民主進步人士轉移至香港并施以保護和工作安排,鄧初民也得以在中共的保護下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延安的同志們一邊緊張戰斗一邊緊抓生產。當同志們將勞動果實千里迢迢送到鄧初民手中時,鄧初民感到“黨給了我極大的溫暖”。

              1947年秋,鄧初民在香港參加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做相關準備工作。1948年,民革正式成立,鄧初民被選為民革第一屆中央常務委員。同年,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發出“五一”勞動口號,包括鄧初民在內的遠在香港的民主黨派和眾多民主人士積極響應,北呼南應共商建國大業,推動了新政協會議的順利召開。后來,鄧初民在日記中寫道:“天亮了,太陽出來了,我們再開盛筵,慶祝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生日!”

              鄧初民一生“追求真理、勤奮好學、生活儉樸、待人熱忱”,始終以革命青春的姿態表達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心情。1962年,73歲高齡的鄧初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其革命一生的夙愿。他長期與中國共產黨并肩戰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得出來的結論是:“知識分子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找到前進方向,獲得前進的勇氣,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設中貢獻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一生,從各方面看,也都是一個生動的說明?!比缃?,我們正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引領作用。對照鄧初民先生的人生實踐,長期堅持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躬身實踐為人民解放做大量有益的工作,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種資源,就能在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涌現出更多的開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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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姓名:張虹 沈智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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