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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及詩史價值
            2021年04月15日 15:3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程國君 李繼凱 字號
            2021年04月15日 15:3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程國君 李繼凱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寶貴精神財富,但一直缺乏整體關注和系統研究。以毛澤東和懷安詩人為代表的延安革命家,將自己的詩詞創作與時代、民族、國家、人民的命運緊密結合,使早期的“延安頌詩”成為抗戰文學乃至現代文學中的“鋼和鈣”,至今鼓舞世人。延安革命家的詩歌創作既尊重中國古典文學古樸、典雅、凝練的抒情傳統,又吸收五四文學的自由品格,并融入英雄主義的宏大敘事。這種“舊瓶裝新酒”的藝術創新既推動古典抒情傳統的現代轉換,又引導現代文學朝著大眾化、通俗化方向不斷發展。這給當下的詩歌藝術探索帶來重要啟示:當代詩歌創作不能疏離古典詩歌的藝術傳統、只靠“橫的移植”開拓詩路。堅持人民性的創作立場,緊跟時代、貼近大眾,實現實踐性與藝術性的辯證統一,才是新時代詩歌創作的正途。

              關鍵詞:延安革命家 舊體詩詞 史詩品格 形式探索 價值啟示

              作者:程國君,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西安710119)

             

              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延安革命家不僅在政治、軍事等方面功勛卓著,在文學藝術創作,尤其是舊體詩詞的創作實踐方面也有突出貢獻。以毛澤東詩詞和懷安詩作為代表的延安革命家詩詞,是中國20世紀歷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理應被整體關注并獲得深入研究。但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往往只重視那些從內容到形式全方位革故鼎新的“文學革命”,卻沒有注意和強調那些承續傳統精美藝術形式、在思想內容上有實質革新的“文學革命”。即使注意到延安文藝、文學的重要性,也多強調延安作家的白話文體創作,對延安革命家的舊體詩詞創作卻關注不夠,忽視其重要的詩史價值,全國通行的諸多文學史教材對之也沒給出應有的文學史地位。20世紀40年代,身為延安革命家和詩詞家之一的李木庵,曾別具只眼地以懷安詩社為中心,采用“詩話”這一古典批評形式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展開“詩本事”的詩學生成及發生學考察,深刻揭示其鮮明的政治美學品格和審美價值。事實上,延安革命家通過詩詞創作,服從民族解放和左翼政治召喚,歌頌延安民族解放英雄,表達對新生活的激情和夢想,引導了整個40年代大眾化的現實主義詩歌方向。作為“延安頌詩”的早期形態,由于其獨特的詩學構成邏輯、鮮明的現代史詩品格,延安革命家詩詞深刻影響了現代政治抒情詩的“頌詩”基調,并呈現出抗戰文學乃至現代文學的別一種審美面向。

              同時,延安革命家詩人對中國古典詩歌抒情傳統所作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傳統文學關于“內容決定形式”的一元論思維模式局限,給現代詩歌形式創新發展帶來深刻啟迪,對現代文學史書寫也產生了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以事系詩”的邏輯生成

              眾所周知,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給現代中國新文學及詩歌史留下了許多經典篇章。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沁園春·雪》、陳毅的《梅嶺三章》、朱德的《寄語蜀中父老》等,是國家統編中學教材的經典篇章,而詩總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詩詞》及其各種選本,還被作為大學中文系及黨員干部培訓教材頻繁使用。延安革命家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政治融為一體的獨特藝術珍品”,“在漫長的歲月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幾乎是風靡了整個革命的詩壇,吸引并熏陶了幾代中國人,而且傳唱到了國外”。事實上,毛澤東、葉劍英、朱德、任銳、陳毅、李木庵、吳玉章、呂振羽、林伯渠、張曙時、徐特立、陶鑄、錢來蘇、謝覺哉、續范亭、董必武、魏傳統等一批延安革命家的詩詞,不僅“吸引并熏陶了幾代中國人”,而且至今還以其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鼓舞國人為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不懈奮斗。

              歷史地看,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承續晚清、“五四”以來一些民主革命家如柳亞子、章士釗及早期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鄧中夏等人的詩詞創作之風,但其創作取向、思想內涵、審美格調和精神境界卻與后者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蓋在其創作主體具有明顯差異:由于對中國革命現代化的實踐道路有了嶄新的認識,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逐漸擺脫了早期革命者詩詞中的憤世嫉俗、感傷迷惘,也突破了以“個人書寫”為特征的古典詩詞創作偏狹。如1935年、1936年毛澤東創作的《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沁園春·雪》等作品,就以“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英雄主義膽識、創造歷史的主體精神、對未來的堅定信念、更為博大的英雄氣度、明朗高昂的格調和破舊立新的姿態,引領中國現代詩歌從古典和諧向現代崇高轉變。這些詩詞作品的高格調和大格局,顯示出延安文學甚至整個現代文學的獨特精神風貌。

              成立于1941年、由延安老革命家組成的懷安詩社,其成員則對上述傳統又有新的開拓:他們既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并發揚光大了毛澤東、朱德等詩詞創作的品格和精神,又把詩歌創作與民族解放、人民利益聯系起來,以詩作宣傳抗戰和新邊區建設,以民族解放思想及現代家國情懷提升現代詩詞創作的思想境界。這些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匯成了數量可觀的“延安頌詩”,具有鮮明現實主義特征和史詩品格;懷安詩人“改良詩韻”“競相試筆新體詩”,對中國詩歌形式進行有益探索,積極推動古典抒情傳統向現代轉化,為現代詩的創作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藝術形式和思想價值參考。

              對于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其參與者之一、懷安詩社社長李木庵曾在《窯臺詩話》中進行了深入闡釋。詩話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之一,指評論詩歌、詩人、詩派及記錄詩人故實的著作。宋代許顗《彥周詩話》云:“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闭聦W誠《文史通義·詩話》云:“詩話之源,本于鐘嶸 《詩品》?!敝旃鉂摗丁丛娬摗悼箲鸢嫘颉氛f:“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崩钅锯值摹陡G臺詩話》盡管有“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等因素,但其“詩本事”的考察方式卻包含了詩學生成、發生學的現代闡釋維度。這為我們認識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實踐提供了一種獨特視角。

              李木庵之子李石涵在《窯臺詩話》的“后記”中曾寫道:“可以說,這些詩篇是他們革命工作的副產品,也是他們那一時期部分心血的凝聚……《窯臺詩話》不是詩壇掌故、評詩家得失、敘源流體例的書,而是把那段歷史與生活,用簡賅的文字記敘導引,以事系詩,詠物托情,算得是一種敘事的政治即興詩體?!睆倪@篇“后記”可看出,“以事系詩,詠物托情”的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是有獨特政治美學品格的,“每首詩都附麗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上,顯示出戰爭年代的革命本色”,“把時代風云、革命真理、立身哲學,貫注其中”,“使疲勞的身心得到有益的調劑”。延安革命家詩人從“以事系詩”這一詩學生成角度出發,把地域和歷史結合起來,用歷史地理學思想作為起興點創作詩詞。延安革命家的詩,就是革命的詩。革命與詩的邏輯,在此可見端倪。

              “以事系詩”是中國傳統的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方法。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在登載延安革命家詩詞時就常采用這種方法。如《解放日報》1942年6月20日登載續范亭《詩五首》、1946年8月15日登載其《陶行知先生不朽》時都有這種“詩本事”介紹。李木庵在闡釋延安政治家詩詞時也沿襲了這種方法,但他的闡釋明顯具有現代詩學生成式的策略特征。對于延安革命家來說,他們的事業與其創作旨趣天然一致,他們的詩詞所吟唱的就是其從事的革命事業。因此,李木庵這位現實主義詩人與詩論家,便自然地采用了這種“以事系詩”的批評方式。他的詩學闡釋邏輯很明確:如果能夠把詩作的來源與產生背景講清楚,詩作的意義也就自明了。其《窯臺詩話》貫徹的基本上就是這種詩學闡釋與批評方法,顯示出簡潔、清晰的本體式現代詩學批評品格。以下三例,就是典型。

              1.《讀〈聯共黨史〉》:“毛主席在延安號召干部讀《聯共黨史》,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蕩缀跞耸忠徊?。我初讀一過,題詩書后:‘革命途中人不老,馬列新編讀過飽。思想行動端其趨,貴得其神勿襲貌。唯物辯證理見真,歷史轉輪物所召。矛盾是統一之前驅,斗爭為和平之先導。共遵勞力廢特權,平等幸福大家好。六十聞道悟新生,革命途中人不老’”。先用現代白話文體敘事,后以古代傳統文體賦詩,這構成了《窯臺詩話》的主要表達方式。上述《讀聯共黨史》的敘,說明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有了更進一步的深入認識,為理解后面的詩提供了事實和思想依據。敘與詩互相說明印證,這種批評傳統古已有之,但在現代新詩的諸多批評范式中卻獨樹一幟。

              2.《曲家三杰》:現代“曲家三杰”(聶耳、冼星海、張寒輝)之《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和《松花江流亡曲》,乃抗戰文藝和延安文藝的經典。它們喚醒了國人的民族意識,對于激勵人民抗戰起到了巨大作用。李木庵顯然意識到了這幾首“國曲”的偉大魅力,因此先敘述詩的寫作緣起,即延安時代三曲家的身份背景,后賦詩揭示三家曲特色——“聶杰之歌歌聲激,恍如雷電齊怒發”“冼杰之歌歌聲宏,亦昂亦激亦豪雄”“張杰之歌歌聲郁,沉痛凄楚寓壯烈”。延安革命家詩作少有靡靡之音,少有瑤琴錦瑟之作,沒有少陵感傷,大多是黃鐘大呂式的鐃鈸之聲或陸游式的慷慨悲歌。這種批評既浸透“知人論世”的古典批評傳統,又貫通“以事系詩”的詩學生成方法,既深刻又有力。

              3.《一九四四年除夕與迎元》:“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大為開展,蘇聯已將德軍盡驅出國境之外,逼近德境。美英在諾曼第登陸,開辟了第二戰場,形成夾攻之勢。美海軍在太平洋越島進攻,逼近日本國土。邊區自提倡生產運動以來,豐衣足食,新民主政治,甚為人民擁護,影響及于全國,國內外形勢大呈樂觀。冬殘臘盡之日,延安市民,家家鑼鼓喧天,歡度春節,一片迎接勝利之氣象。懷安詩社諸老人,情緒煥發,吟興遄飛,除夕元日,各有新句,寫景吟時,極生動活潑之致,而謝老吟興獨健,竟九疊前韻,敏俊過人。謝覺老除日詩云:‘飄零一十八除夕,迢遞五千里路程。掩淚勞妻長北望,執戈有子正南征??菟晒质瘧獰o恙,夕火朝烽諒累驚。我盼明年寰宇凈,家書頻繼捷書臨’?!毖影哺锩业纳窠?、心境都與戰爭密切關聯。當戰爭快要勝利,聯想身世,自是樂觀向上,因而“情緒煥發,吟興遄飛”,相互酬唱,篇篇佳作就呈現出來了。李木庵收錄這些詩,評論這些詩,自己也寫詩唱和:“老來身似一舟輕,還懇東風護我程。塞上風云隨變幻,域中丑虜正誅征。國權應自民權建,臘鼓仍同鼙鼓驚。料理明朝春事好,秧歌小隊看來臨?!币虼?,了解相關背景后再讀這些詩,我們為延安革命家的精神所感動的同時,更會得到獨特的審美享受,心為之傾,神為之安。

              事實上,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詩本事”,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落腳延安后的創業史,而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就是對于他們創業的書寫與歌詠。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很好地解決了抒情詩之敘事難題。這里的“事”,就是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延安大事,也即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延安十年抗日及民主建設的歷史。這里的“詩”,就是懷安詩人及其他延安革命家的詩。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由延安大事引發,延安大事成了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活水源頭。李木庵從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出發,揭示了現代詩歌史上這一“窯臺詩緣”的本質。這實際上是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所作的發生學闡釋。這種闡釋一改過去舊文學批評的文法、文字、修辭以及版本考據方式,直接聯系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將批評上升到了社會歷史及現實生活的內在層面。這種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生成及其價值的確認和闡釋,頗具現代性特征。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李木庵堅持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但又以傳統審美范疇理論為依據,對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作出審美闡釋。這一闡釋方式糾正了人們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政治大于美學的刻板印象:“勝代詩文未全灰,座中十客五茂才。利器要推吳貢士,當年文戰曾五魁。魯汪渾樸征造詣,白施能與古為契。共道謝傅辭藻新,宜雅宜俗姿駢驪。清才更有朱夫子,旖旎情思繅不已。新體詩成最多姿,花月陶醉氤氳使。吳媛慧秀女青蓮,詞譜新聲鷓鴣天,敏如道韞才多俊,清比易安意欲仙。當筵戚叟人中豪,慷慨悲歌故國遙。高侯弦索自瀟灑,手揮目送調彌高?!崩钅锯终J為,在延安這個“勝代”,僅就延安革命家而言,詩詞創作不乏其人,且成就甚高。他們的創作文質兼勝,各有格調。其中吳玉章“當年文戰曾五魁”;魯佛民、汪雨湘渾樸自然,古詩詞造詣頗深;白施古體超妙;謝覺哉辭藻新麗,雅俗兼勝;朱嬰旖旎清麗,體式多姿;吳媛慧秀飄逸,步塵李白,堪比易安、道韞;戚紹光慷慨悲歌,豪邁奔放;高侯瀟灑自然,格調彌高。因為堅持了以審美范疇論來析評延安革命家創作,所以他才有“羅青同志以近作《延安四詠》見示,描寫真切,詩筆健爽”、延川李丹生“由延安歸途所作二律見示,沖穆敦厚,具見修養”、“謝老覺哉曾作有寄家《望江南》詞數闋,敘述家鄉山水居室,風物鄉味,歷數家珍,情感細膩,風趣雋永”的美學見解。

              李木庵這種個性化闡釋的具體做法是:先揭示其總體風格,后舉詩為證。如認為林伯渠詩“詩筆矯健”,接著就拿其詩印證:“寓言夙仰東方朔,奇士更交續范亭。豪氣拿云吞亦吐,丹心許國昔猶今。為澆塊壘常呼酒,待掃蝦夷好用兵。收拾河山吾輩事,摩娑匣佩劍長鳴?!彼珏X來蘇的“斧鉞森嚴,春秋史筆,不稍假人”,謝覺哉的“情感細膩,風趣雋永”,姜國仁的“詩懷激越,詞意并工”,張宗麟的“清新秀爽”,都以此描述。其“老革命家詩錄”還收錄了古大存、郭子化、李六如、陶鑄、韶玉、續范亭、蕭軍等職業革命家的25首詩,并逐一細評。其評古大存的“歷歷山河刻國仇,十年血債會當收。摩娑舊劍思袍澤,鍛煉新鋒試敵頭。學以擠鉆開魯鈍,志憑堅定濟剛柔。延安望系人寰重,檢點乾坤貯自由”為“詩句俊拔,革命精神,躍然紙上”,就相當具有代表性。而其對于陶鑄詩詞的“詩心激越,饒有敵愾”,對于李六如詩詞的“氣壯而神逸”和蕭軍的“矯健不羈”的美學個性的描述,也都揭示了革命家詩詞沉郁豪放的共性特質。這種闡釋與《詩品》及《文心雕龍》以來的詩話傳統一致,盡管只是對詩作的審美個性分析,但卻精約得當,傳神生動。

              總體而言,李木庵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實踐及其政治美學的闡釋,極有創見,對古典詩話就詩論詩的點評方式也有所超越。李木庵的闡釋是臧克家、蔡清富等《毛澤東詩詞鑒賞》前一個階段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值得充分肯定。但問題在于,李木庵《窯臺詩話》的闡釋畢竟有“時文”特色,是當事人以及參與者對于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實踐的闡釋。由于著者身份、專業以及文學史敘述時空的過濾等諸多原因,其自敘自評的局限仍然存在,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實踐的認識也就停留在那一個時段的層面上——盡管其生成學闡釋相當精準。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抒情與敘事邏輯、主題向度、精神面相、審美特征、史詩品格和文學史價值展開進一步研究,就變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二、革命歷史敘事及其史詩品格

              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實踐結集,較常見且較有影響的主要有《毛澤東詩詞集》《陳毅詩詞選集》《董必武詩詞選集》《朱德詩選集》《林伯渠同志詩選》《周恩來詩選》等別集、《十老詩選》《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詩詞選注》《懷安詩選》與《窯臺詩話》等合集。這些用舊詩體創作的詩歌,有些在當時的《解放日報》登載過,有些則以傳抄形式流傳。這些詩詞創作,既是現代革命歷史的敘事,思想及藝術水平又極高,有些甚至獨領風騷,具有鮮明的思想藝術特色。

              首先,延安革命家的這些詩從內在質地上說是典型的“延安頌詩”,具有獨特的詩學構成邏輯?!耙允孪翟姟辈粌H包含抒情詩之敘事的復雜議題,而且隱含了一套象征隱喻體系。在這些詩里,延安已被革命家當作現代民族國家誕生與發展的象征,延安寶塔也成了亙古宇宙“北斗星”,并與殖民主義、日本侵略者、帝國主義和東南興盛等地的“他者”對比參照,被賦予了強烈的意識形態特色和獨特的歷史內涵。這種由現代政治詩學邏輯構成的“延安頌詩”,與一些現代革命文學文本的生成機制一樣,具有豐富的歷史內涵和鮮明的政治美學品格,且影響深遠。具體說來,這些“延安頌詩”從其內在特征看可分為三類:“勝跡觀賞”類、“陜北風習”和“邊區政教”類、延安革命家抒懷類。大體上看,第一類是借景(敘事)抒情,表達延安革命家對于時局的感嘆憂思,以及抗戰必勝的信念;第二類書寫延安新景象,頌揚延安政教文化的新變化,以頌歌為基調;第三類書寫延安領袖們的偉大人格和革命精神,頌揚延安革命家創建新歷史的偉大功績,慷慨悲壯,鼓舞人心。因此,由這種詩學邏輯構成的“延安頌詩”,從敘事角度說,本身就是現代革命歷史的敘事,既有啟蒙思想,又有解放與救亡主題,內涵豐富且充滿英雄主義格調,是延安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

              “勝跡觀賞”類詩作多是延安革命家面對延安清涼山、南園和杜祠等江山勝跡的感發抒懷,充滿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如《清涼山》就是1944年李木庵登臨清涼山的時局感嘆:“東岳縱橫西岳嘯,浮生到處是家鄉。撫時惆悵思名將,放眼蒼茫望大荒。側聽中原聞鐵馬,忍看浩劫罹紅羊。男兒捍國心方熱,何事山靈獨自涼?!边@類“勝跡觀賞”詩詞,已經不是傳統詩詞的對勝跡的描摹贊揚,或作者對勝跡的巡游、把玩觀賞,而是延安革命家在延安時對國內時局的感嘆和憂思。又如,在“往事怕作故都憶,香車寶馬法源寺。只今國步幾邅,佳氣盡被胡塵蔽。卻喜春融舊金山,玉蕊瓊枝壇坫間??诮窍泔L飏四座,可能飛渡玉門關”(《南園觀花》)、“我來塞上已六秋,白發硁硁慚自守。國有大盜正披猖,作云作雨翻覆手。長纓在手縛蒼龍,尚須神算運樞紐”(《杜祠懷古》)這類詩里,詩人觀花卻掛念延安處境,懷古而心中裝滿抗日長矛,字句之間無不透露著對時局的憂思和堅持抗戰的意志與雄心。

              “邊區政教”“陜北風習”類詩作,是對中央紅軍1935年到延安后政教風習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書寫,是一代革命家現實主義戰斗精神的張揚。這類延安書寫寫出了邊區新景象和延安的新面貌。李木庵明確地把這類詩歸入“延安頌詩”,認為“延安古為塞上,素稱荒瘠。一九三五年,中央紅軍北上抗日,以此為后防,從事生產與文化之建設。四方來歸,日臻繁盛,大改舊觀,民歌樂土,已成為民族復興發軔地。旅延安之嫻吟事者,多為延城之新氣象歌頌”。羅青《詠楊家嶺》《詠延河》《詠桃林》《詠清涼山》等也許可為這類頌詩之最:“南距延城五里遙,馬龍車水過前郊。沿溝巨廈紅旗舞,排嶺層窯翠羽飄。革命中樞宏策劃,黨民大眾仰針標。東方圣城光千丈,舉世盛尊主席毛?!保ā对仐罴規X》)在這類詩里,楊家嶺紅旗飄飄,景象萬千,一川延河竟然勝過東南名勝秦淮河。觀感差異何以如此大?原來這里“兒女工農誼”“一匡干凈土”,欣欣向榮。而對于延川、綏米詩人來說,邊區新景象也使他們贊不絕口,寫下了不少情韻兼勝、細膩動人、豪放峻拔、凜然崇高的“延安頌詩”。

              眾所知悉,延安古為塞上,在富庶的關中地區、東南形勝諸地映襯下顯得相當貧瘠。這里是北中國及黃河華夏文明發祥地,其風習源遠流長。然而,共產黨及中央紅軍的到來、馬列思想在這里的傳播與實踐,卻改變了主宰古老延安的千年風習:新的民主政治、經濟因素出現了;集體祝壽變成了基層民間平等和民主建設的有益方式;新秧歌舞唱起來、跳起來了,翻身歌謠流行起來。懷安詩社及延安革命家詩人的許多詩歌,真實記錄了這些風尚的變化。李木庵詩詞《秧歌舞吟》即表現了這些新變化:“霓裳曲只悅君王,獨樂荒政隳紀綱。何如秧歌通俗又雅觀,大眾化者百姓歡。君不見邊區鼓樂響闐闐,豐衣足食過新年。又不見世界納粹如山倒,無產階級抬頭了。普天同慶齊歡笑,明年秧歌更熱鬧。更熱鬧,翊政教?!边@首詩書寫了邊區及移風易俗的延安生活新氣象,高度贊揚了這一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千古奇變。前述的羅青《詠楊家嶺》《詠延河》《詠桃林》《詠清涼山》等“延安頌詩”,則以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腐敗政府等“他者”為參照,在比照中賦予延安民族新天地的獨特意義:“晚涼天氣小桃林,燈月交輝集眾賓。悠韻弦聲風細細,婆娑舞態月盈盈。為聯兒女工農誼,不失英雄戰斗心。一片歡娛無限興,人間疑是到天庭?!边@種詩學邏輯成為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普遍表達方式,革命家詩人也由此對延安革命歷史作了真切的“敘事”。

              抒懷類作品是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主體,也是延安革命家“革命初心”的表達,其敘事在內容上基本以延安革命家革命、英雄事跡頌揚為主,延安革命家在延安開創新歷史的歷史功績、英雄主義的偉大胸懷、浪漫主義的革命精神和積極進取的革命立場在這類詩作里得到充分表現。像“壽詩”,盡管當時是延安“祝壽”這種政治活動形式的書寫,但其中的一些壽詩卻是延安革命家革命經歷的表白、自剖,是抒情主人公為現代中國革命奮斗獻身的詩意表達:“我慚祖逖著先鞭,視息人間六十年。不慣裝腔作樣子,相從奮斗贊時賢。握籌愧乏治平策,勵志唯存馬列篇。戰勝層冰與烈日,春風送暖入烏延?!保ā读掷狭詨墼姟罚┝植纳郊捌渌枷胍庵驹谄洹白詨墼姟钡玫匠浞终宫F。朱德總司令的和詩則充分肯定了林伯渠作為革命導師探索現代“仁政”的歷史功勛:“革命奔波六十年,先知先覺著先鞭。覆清奇績傳當世,布政新猷邁昔賢。馬列學深耽一卷,詩歌政暇吟千篇。童顏鶴發長不老,要作仁政留烏延?!保ā吨炜偹玖畈巾崱罚┝植欠辞迕?,又是懷安詩社發起人,朱德和詩可謂其心聲的由衷表達,因而讀來相當感人。又如,朱總司令六十大壽,林伯渠賀詩更是極為恰切地寫出了其在現代中國革命史上的功勛:“六十年來事業新,武裝開始屬人民?;攸S轉綠波千頃,濟難扶危膽一身。聲望已昭敵我友,雄韜獨擅工農兵。興華戰績誰能匹,馬列躬行不世勛?!保ā读植R詩》)由于朱德“其人功在人群,品格高潔,為大眾所贊譽,從而歌頌之,則非庸俗私諛可言”,所以董必武、謝覺哉、劉景范、韶玉、錢來蘇、韓進、童陸生、劉道衡和李木庵等革命家兼詩人都對朱德的歷史功績交口稱贊。在這類詩中,也許韓進之詩最能見出朱德、毛澤東歷史功績:“載道于今有口碑,朱毛盛德冠當時。寬宏似海泱泱量,堅忍如山岳岳姿。半世艱難忘一己,畢生憂樂系群黎。舉杯先為人民慶,國有長城黨有旗?!痹撛姵浞直憩F了朱德、毛澤東等延安革命家創建現代新歷史的偉大功績及其高妙人格,抒寫了詩人由衷的贊美之情,讀之令人振奮且莞爾心悅。這些“延安頌詩”詞氣暢達,詩風明朗,意氣洋洋,總體上已經顯示出解放區及延安文學新生、歡樂的喜慶氛圍,展現出延安文學詩學的全新面貌,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治抒情詩創作開啟了新的美學之路。這是因為,從政治抒情詩發展而言,如果與早期“左聯”烈士的批判性詩作比較,延安革命家的“延安頌詩”則顯然以歌頌為基調。這種“頌詩”基調與當代文學政治抒情詩大家賀敬之、李瑛和李季等人的詩歌創作形成同構關系,并對后者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也成為延安文學史連續性發展的重要表現。

              其次,延安革命家創作的這些“延安頌詩”具有鮮明的史詩品格?!皩τ趥鹘y的史詩來說,有了一個英雄的名字,故事就可以開始了;對現實主義小說,有了一個具有個性的人,故事也就開始了講述?!毖影哺锩业脑娫~創作,盡管是以舊詩詞為主,卻因書寫延安這個現代革命策源地以及史詩般的英雄主人公而成現代文學的別一種史詩——因為其一方面有了朱德、毛澤東等英雄主人公及現代歷史的創造者工農兵形象,另一方面有了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現代中國歷史時間的“元”性質,必然就具備了史詩品格。事實上,如果把延安革命家的詩詞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些詩作以延安為中心情節或視點,完整地呈現了一代革命英雄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史詩品格相當明顯。延安之為“圣地”及其“圣地”精神,延安革命家詩詞保家衛國、解放人民、反對獨裁、建立人民民主社會的題材選擇,使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既具有了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又具備了現代史詩文學形式。在這類作品中,仿杜甫《北征行》的吳玉章之《和朱總司令游南泥灣》、朱德的《游南泥灣》及李木庵的《秧歌舞吟》等古體長詩,是最具史詩品格的代表作。在這些作品里,延安革命家關于軍民墾荒的現代歷史性獨創、延安人文風習的千年巨變、抗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實踐、英雄主人公艱苦卓絕的奮斗精神等這些史詩的基本元素已經全部具備。換句話說,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已經構成現代政治史詩的典范,構成現代政治詩學的審美范例。因而,與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敘事長詩比,這些“延安頌詩”在初始意義上,即英雄主人公群像和創世的“元”敘事意義上,可能具備更為成熟的史詩品格。

              能顯示出這種史詩品格的代表性作品,還是以“延安十老”為主的革命家詩詞創作合集《窯臺詩話》。這部“以事系詩”的“詩話”“敘事”,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延安革命十多年的編年史。它與這部詩集所收錄的450首詩的敘事相加,相互印證,構成了一部體格巨大的史詩。從結構上看,這一特征更為明顯:“解題”是這首史詩的序詩,而“解題”之后的13章,如“邊區政教”“陜北風習”“窯臺酬唱”“勝跡觀賞”“壽詩”“挽章”“人物軼文”“烈士、志士詩”“述舊雜憶”等,則構成其完整樂章。所以,單獨視之,《窯臺詩話》多為延安老革命家革命斗爭、革命情懷的書寫;整體觀之,則可看作是一部以延安革命為中心情節的延安革命史大合唱。它是延安革命家在偉大的抗日戰爭和民族、人民戰爭中的慷慨悲歌,是現代詩中的黃鐘大呂、鐃鈸之聲,是極具史詩意識的現代史詩。

              三、英雄主義的現代美學風貌

              “革命”,是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中除“延安”一詞外的另一個中心話語和核心語匯。從革命話語這個范疇講,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中書寫的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涵完全一致:它不是《周易·革卦》里的“變革天命”,而是現代思想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所指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是一種實現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一種權力轉移的方法,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按照馬克思的理解,革命就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這種政治行動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它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是由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p>

              對于延安革命家來說,他們所持的革命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觀。如“投身革命將何事,老者安兮少者懷”(葉劍英語),“安懷老少吾儕志,第一齊心在御仇”(朱德語)、“竊恐民氣摧殘冬,愿把身軀易自由”(續范亭語),“柔腸長系蒼生愿,奇氣直教世俗驚”(李木庵語),以及“好惡從民孔氏經”(郭沫若語)等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觀的精準表達。這種“老安少懷”的革命觀所包含的“御仇”“蒼生愿”“易自由”以及“好惡從民”的思想,與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的情懷高度一致。因為這種革命觀不僅是共產黨人、工農紅軍和無產階級的浪漫想象,更是同情弱小、救濟蒼生的偉大宏愿和高遠理想,并以其鮮明的人民性立場在現代思想史上具有永恒價值。

              從審美形態形成上說,延安革命家“延安頌詩”的獨特英雄格調及理想品格,既表現在延安革命家對于未來社會的美好浪漫想象,又表現在他們詩作所傳達出的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如毛澤東的《念奴嬌·昆侖》《沁園春·雪》等篇章,就把解放全人類、開辟現代新歷史的革命理想崇高化、神圣化,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革命群眾。與此相一致,延安革命家詩詞以及《窯臺詩話》的整體審美格調就由此成型?!陡G臺詩話》包含450首詩歌:李木庵174首、錢來蘇40首、謝覺哉26首、董必武12首、林伯渠7首、朱德7首、郭沫若3首、葉劍英1首、其他延安革命家及烈士詩170多首,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出上述審美品格。首先,這些詩作書寫一代革命家革命斗爭的活動及其體驗,反映重大社會歷史事件,滿腔熱情謳歌工農兵及其英雄形象,預言革命的美好前景,具有崇高的理想色彩;其次,這些作品充滿政治激情,表現革命家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具有濃郁的抒情氛圍;最后,這類詩詞語言文字質樸清新,表現手法單純直接,展現出粗獷、激越、崇高的格調風范。如林伯渠的《答橫槊將軍》(“將軍百煉挽時艱,東海歸來鬢未斑。浩瀚襟懷揚子水,光輝旗幟井岡山。陣前壁壘嚴民主,馬上刀環卻敵頑。戰后余情尤健爽,佳篇賜我一開顏”)一詩,就展現一代革命家走上井岡山道路、橫槊陣前、英勇殺敵、文武雙全、賦詩抒懷、豪邁豁達的英雄品格,詩風清新而明朗。朱德的《寄語蜀中父老》也如此:“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倭賊?!痹撛姇鴮懸淮锩規ьI將士英勇抗日的革命英雄經歷,以質樸語言表現出抗日將士浴血奮斗的畫面,盡顯將士英勇英雄品格。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以對北國壯麗江山的描述和歷史人物的品評,表現出一代風流人物創造新歷史的大無畏英雄主義氣概,把延安英雄頌歌的抒情傳統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F代詩人臧克家對毛澤東詩詞的這種審美格調就推崇備至:“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創作的基調是革命浪漫主義的。細味《毛主席詩詞》,就會覺得,他立足于現實,但著重于革命理想……革命浪漫主義氣味濃重的作品就更多了,特別惹人矚目的是《蝶戀花·答李淑一》,這樣悼念烈士的表現手法,古往今來是絕少的,堪稱創格?!笔聦嵣弦泊_實如此,懷安詩人及毛澤東等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已經一掃早期革命文人詩詞的迷惘、頹唐氣息,展現出雄渾、高昂、崇高的全新審美面向,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

              進一步說,延安革命家及懷安詩作的英雄格調、崇高美學形態,在“延安十老”的“和詩”“窯臺酬唱”“壽詩”“挽章”“人物軼文”和“烈士、志士詩”等6種不同形態中被充分展現出來。具體說來,“和詩”表現了延安革命家為“懷安”理想而共同奮斗的革命樂觀情懷,如“鐃歌響徹玉關秋,塞上風云郁如油。安懷老少吾儕志,第一齊心在御仇”(《朱總司令步董老詩韻》);“酬唱詩”多寫延安諸老在邊區相互勉勵、樂觀奮斗的情致,如“匆匆十載流光逝,更向前途進一程。蕉鹿應憐酣短夢,苞??上低虚L征。果然壁壘能新建,從此邊塵不再驚。大地春回我幸健,全面勝利看飛臨”(《林老和詩》);“壽詩”部分則更見精彩,表現一代革命家革命初心不變、老當益壯迎接革命勝利的必勝信念。

              壽詩往往見人風骨。如上節所述,延安革命家在延安書寫的“壽詩”,大多是他們事業生平、奮斗歷史及個性品質的展露,因而這些壽詩就成了現代中國革命歷史的全景展現。黃齊生自壽詩(詞)《沁園春》與毛澤東《沁園春·雪》相比,更顯個性:“不識作態裝嬌,更不慣輕盈舞秀腰。只趣近南華,樂觀秋水,才非湘累,卻喜風騷。秋菊春蘭,佳色各有,雕龍未是小蟲雕。休言老,看月何其朗,氣何其朝?!痹撛婋m說文人心情,但樂觀向上,不弱毛澤東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之氣魄。壽詩之中,徐特立的“五古”長詩《七十客綏,哀呂梁災民并自壽》也非常有代表性。詩中的“不落舊窠臼,吾黨破天荒”頌揚共產黨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卻之感不恭,請勿事鋪張”則展現他自身作為“革命前驅老導師”不事鋪張、恭謙卑讓的風范,十分感人。

              在延安革命家的這些詩詞創作實踐中,對近代以來無數獻身革命的英雄志士、烈士的頌歌,其悲壯崇高的格調更是感人。如“挽章”中的《挽韜奮詩》《悼周怡》《悼黑茶山死難烈士》《挽戚紹光》等詩;“烈士、志士詩”中的《呂惠生就義詩》《題壁詩》等詩;“人物軼文”中的《留延學習書懷》《朱總司令自撰挽將士詩》、陶鑄的《率隊夜抵石板河》等,都是極具代表性的英雄頌歌,風格壯美崇高,思想警策感人。所以,延安革命家詩詞的這種崇高美學風范,在現代文學整體格局中極為突出。它們是中國現代文學由古典優美向現代崇高轉型的真正代表作,是一代代延安革命家為民族獨立、人類解放宏大歷史事業奮斗獻身的心聲及歌唱,是現代文學中的“鋼和鈣”,是正義之聲。與傳統學院派、民間鄉野以及花前月下的優美典雅之作不同,延安革命家詩歌是中國文學在延安這一特殊時空產生的精美篇章,盡管很多是“公余之暇”的創作,甚至是所謂“打油”之作,但卻是“蘇辛”式浪漫情懷和闊達意境的現代呈現,令人耳目一新,具有獨特的詩史價值。

              四、“舊瓶裝新酒”的藝術探索

              人民性創作立場和大眾化的藝術探索,是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李木庵《窯臺詩話》中的三首七絕“論詩”詩,就充分表現了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及革新的主張和理路:“典誥敖牙原古語,國風雅頌亦民謠。言已翻新文則舊,空山愁煞注離騷?!薄案F則變通何可泥,深能淺出自多嘉。古人老去今人繼,文藝原為時代花?!薄把耘c文分專制利,文比言深普及難。若從民主論文化,大眾事應大眾觀?!崩钅锯终J為,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詩學邏輯與舊體詩抒情傳統改革,符合言文一致的現代文學發展理路,符合藝術大眾化與民主化的趨勢,符合詩歌抒情傳統演進及其詩歌形式革新的規律,符合寫詩求新求變的創作法則和深入淺出的創作規律。延安革命家正是從這種人民性的立場出發,以“舊瓶裝新酒”的詩學理念,開啟了詩詞革新的創作實踐。

              在《窯臺詩話》“學習感興”的幾首詩里,李木庵首先談到延安革命家詩詞革新的“新知”原則:“首宜謀教養,去貧與去愚?;盀榱忌?,四野臻坦途。勿囿舊觀念,新知應普濡?!薄拔ㄎ镛q證理見真,歷史轉輪物所召”,依據這樣的原則,他的“懷安放腳詩”卷集中論述了懷安詩社及延安革命家詩人關于詩詞創作形式革新的一系列問題。如“改良舊體詩”一節就從不同層次闡釋了舊詩詞革新的主張:其一,從舊體詩音律構成要素入手,主張廢除舊體詩五要素中的字、句數要求、格律、平仄、對仗要求,因為它們是“束縛心靈的桎梏”;其二,從舊體詩的表現手法及其要素入手,認為層次、曲折、含蓄、境界和弦外音等是精致藝術的基本要素,可以保留;其三,舊體詩寫作“可以將韻腳放寬,把字音相協的韻合并”,以利于新韻的制作。這些詩詞革命主張及其實踐,完全不同于“五四”式的激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藝術革新的理性原則。如在“改良詩韻”一節里,李木庵開門見山說,“舊詩韻應改良”,但他接著卻從“音韻是天籟,以諧合于人的自然口音為準”“中文字音,易隨時代地方的口音而有變化”等審美原則去談詩韻的改良,并論證了改良舊體詩創作及其改良詩韻的理論方法。這就非常符合藝術革新的辯證原則和民族審美法則,是一種相當理性的、科學的審美主張。

              同樣基于這種理念,李木庵還充滿激情地寫了《上懷安詩社請愿詩》,倡導 “對于革新舊詩、厘定韻本兩事”的看法?!渡蠎寻苍娚缯堅冈姟肥瞧吖?,也是非常有價值的“論詩”詩。其闡述的改良詩韻方法——“人問革從何者先,我意第一廢格律。平仄對仗未可拘,五七定言亦不必。參以長短句何妨,所貴意明而氣適”和改良詩韻的審美依據——“音韻何可泥古人,但求于時耳能悅。南北時音可諧者,即非古韻不為失。應將詩韻厘新本,刪之并之重剔別。古人古韻本時音,今人時音自可立”,完全是通古韻和明詩理的詩學批評家實踐經驗的總結。而這幾乎成了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及其改革舊體詩的“金科玉律”,有效引導了一代詩人的詩詞創作。

              再如“懷安放腳詩”的4小節,仍談論懷安詩派革新舊體詩問題,但與前面“改良舊體詩”一節已有了不同。如果說前面兩節注重從詩句、語言、格律入手探討舊體詩革新問題的話,那么“懷安放腳詩”則上升到體式轉化來探討舊體詩形式革新問題:“近來懷安詩社里各位擅長五七言文體的老人們都在競作新式語體詩,力取平易,免除艱澀,雖脫卻了冠冕黻黼,仍然留下斗方角巾。強調袒腹赤足,則含蓄蘊藉不足,索然無味。從舊體轉到新體,絕非易事。但大家抱著從頭學起的精神,日習窗課,屢有試筆,積累若干,乃為之選錄,是為開路者留跡也?!彼?,懷安詩社同仁找到的舊體詩革新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改作語體詩”。對此,林伯渠率先試筆:“割草,割草,人人都去割草。/割得鮮草二百斤,折合五十斤干草,/很快把任務完成了。/劃分地區,免得彼此亂攪。/不犯群眾利益,我們都要記到。/你上那條溝,我上這山峁。/看誰割得快,看誰割得好。/這樣光榮的比賽,正當氣爽秋高”(《割草謠》)。劉道衡也作了多首這種語體詩,其中之一是《打狗曲》:“天下不太平,來了老妖精。/驅使中國狗,專咬中國人。/人民早覺醒,打狗棒一根。/打折了兩腿,妖精喊調停。/調停只是緩兵計,人民眼睛看得清。/握緊棒,挺起身,/打狗同時攆妖精,/不絕禍根不要停?!崩钅锯謩t作《蔣管區民變蜂起》積極回應:“獨夫好殺眼不開,殺得江山骨成堆。/第一戰場殺未了,第二戰場又殺來。/縱然美械源源濟,爭奈民心去不回。/殺來殺去等自殺,洋爸還罵不成材。/褲里英雄真可哀?!边@些嘗試在今天看來有些盡管顯得草率,但現實感十足,可以看成語體詩實驗的初步嘗試,不失清新可愛。

              在這種改良中,地方歌謠、古典詩、詞、曲和各種民間曲調形式,都被延安革命家加以引用,成為改良古體詩詞的有效元素。像“秧歌舞”詞、劉禹錫引用改造過的“竹枝詞”等,就被他們拿來轉化成了大量的“延安竹枝詞”。李木庵的“延安竹枝詞”,似絕句,也像民謠。高敏夫《蔣軍愁》則用三字式民謠,直截了當地諷刺國民黨軍人的懦弱:“跑著來,爬著走,缺了腿,斷了手;笑著來,哭著走,披長衣,掛短袖……要不死,當俘虜?!?這些“新詩”韻律和諧,形式活潑,曲折有致,在形式、內容方面都有可稱道的地方,成為延安革命家詩人與懷安詩人的獨特創造。延安革命家詩人認識到“國風雅頌亦民謠”,因此“競相試筆新體詩”成為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共識?!芭f體詩市場不大了,詩人應翻然改圖。我意舊詩難合時宜,是因格調過于嚴整,含義每有晦澀。嚴整失自然,晦澀欠通俗。似應求齊整中不失自然,自然中不失整齊。嵌用韻腳以作整齊之矩,參用長短句藉傳自然之神?!痹谶@種嘗試中,李木庵的創作很具代表性。從他的《延安新竹枝詞》《紡紗詞》《開荒曲》《神仙幾歌》《秧歌舞吟》《無定河感賦》《延安思》(問答體)等詩題里的“竹枝詞”“詞”“曲”“幾歌”“賦”和“問答體”等體式嘗試,足可以看出他在舊體詩詞創作方面的勇于創新。在《懷安放腳詩》一節,他甚至引用了9首“各地翻身歌謠”作示范,使“舊瓶新酒,成為推行政教的工具”。這些“入民間又出民間,辭到真時令自嫻”的詩作,“俗白可懂”,“自然傳神”,“齊整中不失自然”,“自然中不失整齊”,代表了延安革命家認可的現代中國舊體詩創作革新的新方向。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考察,這種革新方向實際上影響深遠。1949年后的新民歌運動、大批紅色歌謠的出現,以及一些“干部”體詩歌創作等都與此相關。延安革命家詩人發現了“雅頌亦民謠”“深能淺出”“窮則變通”等藝術發展規律,積極為傳統抒情藝術的發展探索新方向,而這實際上正是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最可稱道的地方。從《南社》到《懷安詩社》,從柳亞子到林伯渠、李木庵等,延安革命家通過這類“新詩”創作倡導革命、激勵抗戰、團結大眾,同時也切實推動了古典抒情傳統向現代轉化——盡管這一方向在后來又走向極端,但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本土化、民族化、革命化等大眾藝術追求,仍是現代漢語詩歌不斷發展的重要方向。它們代表的傳統抒情的節奏、腔調、語勢已被規范成一種審美定勢,已經內化為重要的民族藝術形式。例如來自西方的新體自由詩無法有效傳達軍民勞動生活的活潑情致,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諷刺往往就只能用簡短有力的詩句才能淋漓盡致。

              另外,延安革命家詩人也自信這些舊形式一旦裝進新內容,將必定創造出新藝術:以民族化的舊形式,置入馬克思主義及現代革命政治思想信仰,可以發展出新的詩歌形式,用以宣傳革命、激勵抗戰。這是延安革命家及懷安詩人革新新詩的一個重要策略,是他們在詩詞創作的審美和信仰之間的一種平衡追求。事實上,這是藝術革命的一個新路徑、新規律。毛澤東、陳毅以及“延安十老”正因為把握了這一藝術創作的革新規律,才創作出了《沁園春·雪》《念奴嬌·昆侖》《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等真正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現代詩詞。

              五、文學史意義及當下啟示

              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說,毛澤東等數十位延安革命家幾十年來創作的大量詩詞及其革新實踐,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及詩史意義。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不僅以獨特的審美格調突破了“魯郭茅巴老曹”開拓的偉大傳統,成為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豐富了現代文學藝術形式建構的獨特內涵。它們絕非“謬種流傳,貽誤青年”,而是“歷史的珍品,藝術的瑰寶”。

              首先,懷安詩社的舊詩詞形式創作構成了現代中國文學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流派,傳承了中華民族精美藝術的優良形式傳統。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南社”成為舊詩詞創作的重要一脈,但“南社”之后,舊詩詞創作由于五四新文學作家的激烈反對而一度沒落,潛隱發展。到了延安時期,在“延安十老”及其他延安革命家的推動下,舊體詩詞創作再度興盛,并形成一股新潮流。延安革命家作為現代詩詞創作的主力軍,上承柳亞子等“南社”的詩詞創作,下啟20世紀末詩詞創作之風,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引渡之功。因此,從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古今維度來看,毛澤東以及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充分延續了“南社”以來的現代文學傳統,因而具有獨特的文學史意義和詩史價值。

              其次,延安革命詩人以“舊瓶裝新酒”這一策略對傳統詩詞形式進行革新,引導了現代文學大眾化、通俗化和人民性的創新方向,有力推進了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現代性轉化。郭沫若說,“我們如果要在文藝創作上追求怎樣才能使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就是我們絕好的典范”;姚雪垠認為,毛澤東詩詞是“革命英雄主義的千古絕唱”。在今天看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延安老一輩革命家的詩詞創作,是對現代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抒情傳統的重要開拓:在“詩言志”的理念下,把舊體詩詞這種古典藝術形式轉化成書寫革命情懷的現代情感表現形式,成功實現了“舊瓶裝新酒”的現代轉化,同時也有力地延展了中國抒情文學的優良傳統。

              最后,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實踐,彰顯了延安文學作為革命文學、戰爭文學及紅色經典的基本特性,凸顯了延安文學作為現代文學史有機組成的獨特意義。以往中國現代文學史勾勒延安文學,大多局限于丁玲、艾青、魯迅等左翼文學和解放區趙樹理等一脈,在文學文體上也只注重現代小說、現代白話新詩、延安戲劇戲曲和現代散文、報告文學,忽視延安革命文學家的舊體詩詞創作及紅色歌謠等紅色經典的核心部分。這顯然是現代文學史敘述的重大疏漏。同時,懷安詩人及其他延安革命家的舊體詩詞創作是延安文學,尤其是現代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延安文學中的“鐃歌”。如果忽視了這部分紅色經典,我們就無從全面把握延安文學特質及其現代左翼傳統,也無法從延安革命文學的角度深入了解中國現代文學傳統。

              進一步說,延安文學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以丁玲、艾青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學系統,以延安及解放區民間文藝為基礎的大眾化文學系統,以延安革命家為代表的古體詩創作系統。從現代文學史的總體格局看,這三大系統都屬于左翼文學系統,對于現代文學的抒情文學傳統和敘事文學傳統都有推進、豐富和發展。但延安革命家舊體詩詞創作這一系統對于延安文學系統來說更具特殊意義,因為它們為“頌歌”基調的現代政治抒情詩開辟了道路,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指引下的產物,是延安革命家“革命初心”的真正表達,是左翼文學中最與民族命運和現代歷史相關的部分。中國現代文學有啟蒙、救亡兩大主題,延安革命家詩詞在很大程度上對這兩大主題進行了共時性表現。

              延安革命家為何獨獨鐘情于舊體詩創作?在我們看來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老一代延安革命家大多出生于晚清時期,部分甚至受過私塾教育,考中過秀才。他們深諳詩詞創作之道,因而以詩詞形式創作就成了他們的文體最佳選擇。如毛澤東曾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在讀期間,他深受老師楊昌濟的器重,也受到了非常好的古典文學訓練,因此他一生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詞形式。朱德也受過較好的古典詩詞創作訓練。盡管他有膾炙人口的散文問世,但表達情感主要還是詩詞形式?!把影参謇稀钡亩匚?,18歲考取秀才,后曾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但詩詞創作仍是其一生基業。林伯渠入學湖南西路師范學堂,經選拔考試,被師范學校選送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其創作也以詩詞為主。主編《懷安詩社》的李木庵,15歲考取秀才,后考入京師法政學堂。受維新思想影響,李木庵篤信“傳播教育,開發民智”是重要的革新任務,但對于詩詞創作卻情有獨鐘。他主持懷安詩社近10年,留下了現代詩學批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部詩話集。

              第二,延安革命家以舊體詩詞形式創作,也與詩詞這種古典體裁形式本身的特性有關。詩詞作為一種文學形式,是中國古典抒情傳統里極為有效的一種抒情體式。這種抒情體式是一種輕型體裁。除古體長詩外,一般句數有限,規模和體制不大,因而不需要像長篇小說、戲劇等大型體裁那樣經年苦心經營。這非常有利于延安革命家在“公余之暇”進行創作。事實上,延安革命家也正是利用這種獨特藝術形式創作,才留下了現代詩歌史上堪稱一流、數量甚巨、體式多樣的古典詩詞。如毛澤東1949年以前創作詩詞50余首,大多質量上乘。 又如錢來蘇寫詩1400多首?!妒显娺x》中記載,“錢來蘇同志寫過很多詩。在二戰區時,‘請纓不許,憤而為詩’,共得六百余首,集名《孤憤草》,抒發對蔣閻集團賣國獨裁、反共殘民之憤怒。到延安后,繼續寫作,并參加懷安詩社,至一九五一年,共作了一千四百余首??箲饎倮笏?,集名《初喜集》。一九五一年印成《孤憤草初喜集合稿》”。謝覺哉出版過《什么集》,創作了大量舊體詩詞。作為懷安詩社社長,李木庵擅長律詩,猶善七古、五古長詩,其《延安雅集》《秧歌舞吟》都是延安文學絕唱。后者從大眾文藝歷史視角、從新文化新文明的高度稱贊秧歌舞,認為它是現代高尚文藝的代表,并精心描述秧歌舞的表演過程,對這一集體狂歡歌舞過程中農民大眾的歡樂作了極盡夸張描寫,并由此展現延安政教文藝事業的成功樣態。所以,正是在詩詞體式選擇及其革新的意義上,李木庵與林伯渠一起引領了現代文學史上唯一一個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古體詩詞創作流派,接通了現代文學發展的古今維度,引領懷安詩派古詩詞革新,以通俗化、謠曲化追求為革新方向,推進了延安文學的大眾化文學運動。

              第三,延安革命家不寫新體自由詩,也與他們對于舊體詩詞這種民族形式的審美態度密切相關。因為舊體詩詞形式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民族審美心理及其精神價值旨趣。它對于“律”的不斷追求,如朱光潛所言,有深刻的藝術、審美和社會文化原因,因此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的金字招牌。胡適以進化論思想闡釋舊體詩詞的歷史合理性,認為從五言、七言、詞、曲的發展就是詩體的解放與發展,此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缺乏審美邏輯說服力。而且自由體新詩誕生后,其作為一種形式及其體式的“自由”品格并沒有被多少人理解,反而因為白話化、散文化、形式化,使其詩味喪失,藝術性也失卻根由。而一些詩人又刻意模仿西方詩歌的形式,洋腔洋調,這對于強調大眾化、民族形式、中國氣魄中國精神,主張走自己道路的延安革命家來說,無論如何也不會去迎合。這可能是他們不寫新體自由詩反而成立懷安詩社、鼓勵詩詞形式革新的深層原因。

              就藝術探索來說,延安革命家的這種詩詞創作形式選擇及其革新實踐給當下詩歌創作實踐帶來了重要啟示。自五四新詩誕生以來,受新舊二元對立思維影響,現代詩歌的形式探索一直存在諸多問題:其一,一些創作者一直唯新是瞻,舊形式被激進派全然否定,結果在新文學史上至今沒有詩詞創作的章節,更毋論其文學史定位。其二,受內容決定形式論的影響,一些詩人將形式置于從屬地位,忽視形式審美,更有甚者忽視語言媒介形式變化可能引發詩歌形式變化的藝術事實,純然否定形式探索的價值。其三,部分詩人忽視藝術形式多元化、多樣性原則,否定詩詞形式本身的價值。對于這些詩學議題,延安革命家詩人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謝覺哉賦詩說:“新詩應比舊詩好,新代舊又代不了……新舊只緣時世殊,文白都須詞理妙……可以舊瓶裝新酒,亦可舊酒入新瓶。當年白陸何曾舊,今日韓黃亦必新。不改溫柔敦厚旨,無妨土語俗詞陳。里巷皆歌兒女唱,本來風雅在宜人?!边@首詩里,謝覺哉的論述至少包含五個詩學議題:一是“五四”以來新詩作者一直困惑不已的“新舊”之爭,二是“舊瓶裝新酒”的藝術旨趣,三是如何追求“詞理妙”,四是“不改溫柔敦厚旨”而追求詩歌的教化效果,五是堅持“里巷皆歌兒女唱”的人民性創作原則。因此,延安革命家詩人的詩歌創作實踐及其革新主張,可看作對“五四”以來新詩形式探索的前述問題之“預先”反駁。由于明白了“里巷皆歌兒女唱,本來風雅在宜人”和“舊瓶裝新酒”的辯證藝術規律,所以他們才為現代詩歌詩詞形式革新探索了新路,推進了20世紀40年代舊體詩詩歌創作藝術的繁榮,使詩詞創作實現了自“南社”以來的又一次“中興”。這給當下詩歌藝術發展帶來重要啟示:我們絕對不能疏離古典詩歌精致藝術的傳統,而去靠“橫的移植”來開拓詩路。堅持“古為今用”,充分繼承優秀的古典文學抒情傳統,認清形式和內容的辯證藝術規律,才是當下詩歌創作的正途所在。比如舊體詩詞和民間藝術形式典雅、古樸、凝練的文體特征,對于藝術性要求極高。遵循這樣的要求,精心推敲,方能使“舊瓶”和“新酒”完美結合,創作出精美的詩歌杰作。這實際上是我們利用“舊瓶”時必須掌握的“規律”,毛澤東、李木庵、朱德、陳毅等正是掌握了這些規律,才創作出前無古人的杰作。而李木庵等人的竹枝詞、歌、曲、謠以及“問答體”之所以質量上乘,也在于他能利用這些“舊瓶”進行創作。又如,延安革命家詩人因發現了“音韻是天籟”“諧合于自然口音”、口音變化與詩詞形式革新的審美機制和民族審美心理原理,繼而用大量創作實踐有力證明“舊瓶裝新酒”這一創作理路的可行性,最終在人民性創作原則下進行了一系列大眾化的舊體詩詞創作。藝術形式的探索往往是藝術發展的重要契機,中國現代詩創作實踐恰恰也在這里給我們提供了經驗教訓。如在新詩形式內部,詩的格律及其形式的探索就一直沒有停息過。先是“新月派”反駁胡適、郭沫若,出現新格律詩運動,后是50、60年代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的半逗律、典型詩行、九言詩“五四體”等“現代格律詩”的形式探索,這些探索直接促進了新詩形式變化發展——盡管后者沒有取得如前者一樣有影響的創作成果。再如,近些年來,隨著我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中國詩詞再次煥發新生命力,百年詩詞傳統得到重新梳理研究,舊體詩詞創作再度得到詩壇認可。一些海外詩刊,如《洛城詩刊》一半登載新詩,一半登載舊體詩詞創作,“漢唐詩風”逐漸成為風尚。這既是詩歌藝術形式探索的美學回聲,也是懷安詩人提供的藝術與歷史經驗的當下延續。所以,80年前延安革命家的詩詞創作及其藝術形式探索,尤其是李木庵等人關于文字、語言、節奏、音韻、詩詞文體諸多方面革新詩詞形式的努力,當是現代中國詩歌形式革新史上的重要一環,對新世紀、新時代的詩歌藝術形式探索及創作仍有重要意義。

              結語

              “世運中興卜文藝,來源況出古黃河?!崩钅锯衷f:“一國興亡,視乎民氣;民氣升沉,系乎士志;士志激越,發為心聲。詩詞歌曲,皆心聲也……意切共鳴,言出自由,或創作,或譯述,辭在雅俗之間,體無新舊之限。不以地囿,相應聲同。積篇成帖,隨期公布,俾草木天籟,合成巨響;涔蹄淺沼,匯為洪流,既可揚民族之性,亦以振中國之魂。則心聲所及,國運可回;軍歌與戰鼓齊鳴,吟壇共戰場并捷。直可輔翼武功,豈徒目為文藝!”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陶鑄等革命家及董必武、林伯渠、李木庵等老革命家,以鮮明的主體精神展現延安革命洪流,創造了具有時代特性和民族特色的詩詞作品。這些詩詞代表了左翼文藝中與現代民族及國運復興最密切相關的部分,是代表塞上風云的“鐃歌”、是黃土高坡的“離騷”,更是中華民族革命的慷慨悲歌。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在充分彰顯延安文學作為戰爭文學、紅色經典等基本特性的同時,也對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持續不斷地產生積極影響。因此,延安革命家詩詞創作的藝術風格及時代品格將具有永恒價值。

             

            作者簡介

            姓名:程國君 李繼凱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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