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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與邏輯理路
            2022年08月30日 23:28 來源:《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梁成艾 王德召 字號
            2022年08月30日 23:28
            來源:《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梁成艾 王德召

            內容摘要:“三農”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鄉村則是“三農”問題的生發根基,鄉村治則九州寧。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三農”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鄉村則是“三農”問題的生發根基,鄉村治則九州寧。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挑戰及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前提基礎之上,鄉村治理根基是否夯實,直接關系到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全面推進。而探索夯實鄉村治理根基的有效之策則應以史為鑒、以史明理,努力開創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之路。這既是正確理解鄉村治理歷史經驗的學理基礎,又是科學指導當下鄉村治理實踐的現實要求?;仡欀袊伯a黨成立以來的鄉村治理實踐史,不難發現,鄉村治理問題在中國從來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它不僅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最薄弱環節和最底層根基,而且還會受到農民教育實踐水平的掣肘。由此,中國共產黨如何組織領導農民教育,以及農民教育如何成功賦能鄉村治理問題的解決,這一賦能過程的邏輯理路又該如何呈現等問題,都需要深入研究和科學闡釋。

              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發現,已有一些文獻分別從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學科視野等對黨的鄉村治理實踐進行了探討。燕連福等研究了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治理的歷程、經驗與未來著力點,賀東航探討了延安時期黨的鄉村治理經驗,張毓輝分析了鄉村治理視域下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治傳播,秦中春等論述了我國鄉村治理的政策演變與未來取向,等等。相關研究成果得出了“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不斷推進鄉村治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的發展方向邁進”是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范式的嬗變邏輯、鄉村文化治理應“通過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大力發展鄉村文化產業、積極培育鄉村文化社會組織等方式,走協同共治之路”、“實現鄉村現代化的目標、多組織共同參與、克服鄉村現代化的主要矛盾、制度法律政策的變革與創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鄉村治理的內在邏輯體現”、“村民自治作為以農民為主體的治理形式,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形式”等研究結論,拓展了鄉村治理的研究領域,夯實了農村區域發展學科知識的理論根基,提高了新時代鄉村治理工作的實效性。但是,這些研究結論,有的是從政治建設和經濟發展角度進行考量的,有的是從主客對立的“二元論”邏輯進行推理的,較少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人的本體性價值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學說出發,也較少從教育角度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組織開展的農民教育維度來探討鄉村治理。

              農民教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本文以下簡稱“農民教育”),在鄉村治理實踐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賦能作用。第一,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是“由中國共產黨組織或領導的對在農村地區從事與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已構成生產力因素的成年人所進行的教育”,其“政治性、社會性”特征明顯。第二,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是一種橫跨多領域的“社會性”特征鮮明的教育類型,這一“跨界性”使得農民教育具備“賦能”鄉村治理的多樣實踐資源。

              為了更好地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系列全會精神,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立足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實際,緊扣農民教育促進個體成長、文化傳承、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等功能,以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有關鄉村治理的重要政策文本和研究文獻為依據,探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變遷歷程,挖掘其重大成就,闡釋其深遠影響,揭示其邏輯理路,既是書寫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促進“落后就要挨打”之歷史性難題解決、“貧窮就要挨餓”之發展性障礙清除和“失語就要挨罵”之時代性挑戰應對的應然要求,也是闡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現“政權下鄉”“政社合一”“鄉政村治”“三治融合”治理目標的必然選擇,更是闡釋新時代鄉村治理未來怎樣才能可持續成功發展的科學遵循。

              二、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小康社會建設和鄉村建設重啟、延續并大大推進了100多年前已經開啟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進程”,使黨在“鄉村治理領域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鄉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鄉村治理物質基礎得以夯實,鄉村治理外部條件得以保障,鄉村治理建設熱情得以激發”。無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組織開展的以農民運動為表征、以“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鄉村治理變革,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人民公社為依托、以“政社合一”為格局的鄉村建設運動,以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和新農村建設等為渠道、以“鄉政村治”為愿景的鄉村治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農業農村現代化為抓手、以鄉村全面振興為藍圖的“三治融合”壯舉,雖然其“歷史背景、價值導向、目標任務、制度安排、政策要求、治理績效各不相同”,但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社會治理中的農民民生問題,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及有效解決手段的農民教育,始終都是農民依此達到自我境界升華和全面發展目標,促進鄉村事業發展、實現“農民自身現代化和文明化之內在要求”的教育手段。由中國共產黨人參與或組織領導的農民教育,對鄉村治理發生增熵或減熵等賦能影響,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鄉村治理的效率和質量,其賦能鄉村治理的過程具備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能夠基本反映鄉村治理的變遷軌跡。

              (一)農民教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賦能“政權下鄉”鄉村運動目標的實現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根本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建立農民所有的土地制度,為保證這一根本任務的完成,中國共產黨自其成立之時起,就十分重視通過對農民進行教育賦能“耕者有其田”治理目標的實現。這一由中國共產黨人組織領導的農民教育,始終貫穿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始終,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生產關系,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喚醒了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緩解了農民在鄉村政治中的弱勢地位。

              1.賦能以國內革命戰爭為治理方式的鄉村改造運動

              北伐戰爭前后,帝國主義的大肆侵略、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國家權力的日益下沉,致使農民負擔越發沉重,鄉村經濟衰敗,鄉村失序嚴重。為徹底扭轉這種鄉村治理窘況,中國共產黨人很早就開始了對中國鄉村革命和建設的艱苦探索,制定了《農民問題決議案》(1923年)、《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1925年)等鄉村治理政策,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等鄉村調研成果,強調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忠實的同盟軍”,指出要“建立農民的鄉村自治政府”,要求“在每個最低級的農會內,均有本黨支部的組織”,積極教育發動廣大農民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為保證這一治理目標的達成,中國共產黨人注重采取以抗租、減租為主要形式的農民運動來呈現其組織領導的農民教育賦能效應。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成立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黨員積極投身農村,開展農民教育活動。同時“通過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立農民夜校等形式,采取創辦刊物、出版書籍等方式”,積極領導農民群眾開展通識教育、階級教育和勞動教育等教育賦能活動。這些活動起到了啟蒙農民群眾思想、宣傳教育農民群眾的作用,提高了農民群眾的經濟地位,改善了他們的生產生活條件,為北伐戰爭的勝利提供了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的主要目標是教育武裝廣大農民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并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中國共產黨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先后在廣大鄉村地區建立了井岡山、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開展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獲得土地的農村青壯年積極參軍、喚醒了農民的革命意識,推進各革命根據地的鄉村治理活動。為保證這一治理目標的有效達成,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通過“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和組織農民參加武裝暴動以建立革命政權”等治理方式,呈現農民教育的賦能效應。不但把此階段包含農民教育在內的教育方針調整為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而且還通過創辦半日制學校、開辦農民夜校等形式,運用啟發式教學、出版刊物、傳唱革命歌曲等教育方式,對各革命根據地的農民開展精神生活、革命意識、階級意識、科學文化知識、軍民情感等教育賦能活動,喚醒農民群眾的革命意識,解放農民群眾的革命思想,鼓舞農民群眾的革命斗志。

              2.賦能以抗戰全面勝利為治理目標的鄉村建設變革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主要通過實行“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等自給自足的經濟建設活動來調動農民群眾從事勞動生產的積極性,通過廢除保甲制度、建立“三三制”政權等鄉村政權重構運動來提升農民群眾的政治積極性,通過肅清匪患、移風易俗、禁吸鴉片等精神風氣改良活動來鞏固鄉村社會的安定。為達成這一“鞏固邊區政權,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并與國民政府展開團結與合作,以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之治理目標,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不但把包含農民教育在內的教育方針調整為“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而且還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抗戰教育政策和新民主主義教育綱領,通過開展以掃盲活動和冬學運動為主的社會教育活動、開展群眾性的文藝活動等形式,運用編寫緊扣農民實際生活的教材、開通受農民歡迎的口頭廣播等方式,對農民進行民族精神與生活知識、民族情感與政治信念等思想政治文化普及教育”。這些教育活動提高了農民群眾參加抗日斗爭的革命意識,激發了他們從事根據地建設的積極性,夯實了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人力和物力基礎。

              3.賦能以翻身解放為治理目標的鄉村建設變革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實踐主要是通過“迅速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的生產,使解放區的生產能夠在現有的水平上迅速提高一步”等鄉村經濟建設活動,把“減租減息”改變為“耕者有其田”政策等,深化土地改革舉措,使鄉村治理范式不斷科學化,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與擁護,實現推翻國民黨統治、解放全中國的治理目標。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對解放區的農民群眾進行科學文化教育,不僅把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勝利作為該時期開展農民教育的中心任務之一,還通過邊區訪貧問苦活動、開辦冬學等形式,運用貼近生活、說服教育等方法,對廣大農民群眾開展以“誰養活誰”的階級啟蒙為主的教育、土地征購條例及征購中扭轉農民對征購性質認知的雙重教育等活動。通過這些教育活動,使農民群眾掌握生產、養殖、算術等學以致用的科技文化知識,激發他們學習新知識的熱情,提高他們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和政治覺悟,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二)農民教育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賦能“政社合一”鄉村社會治理格局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鄉村治理的根本任務調整為通過土地改革運動來增強農民對新生政權的政治認同,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來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在農村地區建立和鞏固人民公社制度,以達到國家對鄉村社會的介入之治理效果,進而建立國家主導下對農民集中管理和對資源集中利用的“政社合一”鄉村治理模式。為了保證這一治理效果的有效彰顯,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將農民教育貫穿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過程。

              1.賦能以重構鄉村社會利益格局為治理對象的土地改革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為肅清土匪惡霸等反革命勢力、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場運動緊緊依靠農民協會、鄉村農民大會和農民代表會等群眾組織,收繳地主和富農土地財產,分配給無地少地農民等,將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建構起新社會鄉村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喚醒了農民的主體意識和階級覺悟,增強了農民對人民民主政權的政治認同,促進了農業生產力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國家力量全面介入鄉村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這一以重構鄉村社會利益格局為治理對象的土地改革運動,始終未脫離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保障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及建立社會主義農業制度之治理目標的達成,中國共產黨特別關注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制定了《工農文化實習學校實施辦法草案》《工農速成中學實施辦法草案》兩個方案來培養工農干部,于1950年頒布了《關于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關于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等政策來提升農民群眾文化素養,力圖通過治理方式的不斷優化和治理主體的不斷發展等來提高農民素質,鞏固和發展新生的人民政權,促進鄉村生產力的發展。其后,在教育工作中結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等國內政治形勢,通過放映電影和幻燈、組織文藝演出等方式對農民進行階級觀念、科技文化、愛國思想和集體主義等思想政治教育。為加強對占全國人口80%~90%的工農大眾這一治理主體進行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政務院于1952年在教育部設立了業余教育司,還設立了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下設辦公廳、城市掃盲工作司、農村掃盲工作司、編審司”等農村教育工作專管機構,加強與農民協會、鄉村農民大會和農民代表會等鄉村治理主體的聯絡溝通工作,完善農民教育體制機制。

              2.賦能以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治理成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集中鄉村資源服務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戰略決策,從1953年起,通過行政命令、政治運動等方式在全國范圍內拉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序幕。國家行政權力推動下的合作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實施的一場重大變革活動,本質上是一場以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目的的政治重建過程。通過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把分散的小農經濟集中起來,改變了舊有的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實現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對接,將農業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軌道上,鞏固了國家權力的主導地位,避免了鄉村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奠定了“村社合一”政治組織的基礎。

              在這一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為治理成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可以看到農民教育的影子,有些在農民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組織和方式等也是鄉村治理的組成要素。一是通過召開教育工作會議賦能治理主體素質的提升。1953年,政務院文教委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干部文化教育工作會議,重點討論了農村基層干部的掃盲問題。1954年,教育部、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業余文化教育會議,要求“今后農民業余教育必須緊緊跟隨著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和農業的發展”。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訓練培養各項建設人才,提高在職干部的理論、政策、業務文化、技術的水平”。二是通過頒布教育政策賦能治理方式的優化。1954年,教育部、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一九五四年組織農民常年學習的通知》,指出要逐步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文化水平。1955年,教育部發布《關于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組織農民參加學習的通知》,要求“把識字教育當成農業合作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政策文件,就是要求把農民教育與農業合作化緊密結合起來,將農民教育工作納入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規劃與體系之中。三是通過設立教育機構賦能治理組織的完善。1955年11月,設立農民掃盲工作司以加強對工農群眾掃盲工作的領導。1956年3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掃除文盲協會,用以指導全國掃除文盲工作?!暗?957年底,全國建立省級以上農業干部學校29所”,農民教育機構不斷完善。

              3.賦能以國家對鄉村的全面介入為治理效果的人民公社化運動

              人民公社是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展的結果,其所建立的公社體制既是國家政權,又是鄉村社會組織生產和生活的機構,突出特點就是“統”,即“由政社合一、權力高度集中統一的集體組織全面直接管理農村社會,農民的生產生活完全依靠集體,統一生產,統一分配,統一思想,一度還統一消費”,“使得鄉村的社會生活軍事化、經濟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統化”,最終形成國家行政權力全面介入鄉村社會、滲透到鄉村社會每一個角落的全權全能型體制。這種“政社合一”體制“呈現出明顯的國家強力一元治理主體特征”,“表明國家政權組織與集體經濟組織融為一體,奠定了以公社為載體的國家政權組織的社會基礎,增強農民對這一組織的政治認同感”,對“中國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相當顯著作用”。

              由于受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及“三年自然災害”等影響,這一時期以思想教育和政治教化為最大特點的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但總體上仍然對以在農村地區建立和鞏固人民公社制度為主要內容的鄉村治理實踐起到了一定的賦能作用。一是賦能治理主體精神面貌的充實。通過舉辦農業中學、開辦農民業余學校等形式,對農民進行黨的方針政策教育、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使自由散漫的農民被改造成為熱愛集體事業和有組織紀律觀念的人,政治觀念淡漠的農民被改造成了關心國家大事的人,造就了一批“懂得科學種田、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農民”。二是賦能治理組織結構的不斷優化。通過“采取評選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個人、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等方式”,開展“‘毛澤東思想’學習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運動對農民進行教育,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意識形態直接自上而下“系統貫徹到鄉村社會”,形成了鄉村社會的良好風尚。三是賦能治理目標的逐漸達成。通過開辦政治夜校、舉辦農業技術學校、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發行《毛澤東語錄》、進行鄉土教材建設等形式,對農民進行毛澤東思想教育、核心價值觀教育、合作精神教育、科技技能教育、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的精神教育,提高了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的思想覺悟,建立了國家行政權力全面介入鄉村社會、滲透到鄉村社會每一個角落的全權全能型體制。

              (三)農民教育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賦能“鄉政村治”治理愿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迎來了社會發展的歷史新起點,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急需尋求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即“‘鄉政村治’來實現鄉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鄉村社會先后進入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治理對象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為保障這一治理目標的有效達成,中國共產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

              1.賦能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為治理范式的農村建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和國家果斷將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鄉村治理的重點就是大力調整農村生產關系,變革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生產責任制和以統分結合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體制和經營體制”。1980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明確指出:“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982年,中共中央出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全面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活了束縛于鄉村土地上的資源要素,釋放了農民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村面貌和農民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進入了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黃金時期”,形成了一系列鄉村治理的政策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村民基層自治制度正式確立。

              隨著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為治理對象的鄉村治理改革啟動和黨的農村政策調整,黨中央頒布了一系列鼓勵農民教育發展的政策,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也在調整中步入正軌,賦能效果逐漸彰顯。一是賦能治理主體不斷進步。為適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需求,這一時期的農民教育采取推行“燎原計劃”、大力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增加農民技術培訓學校、開辦農民大學等措施,對農民開展科學致富技能技術、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等教育,逐步把他們培養成適應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型農民。二是賦能治理方式的不斷優化。為保障農民教育活動的有效開展,黨和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促進農民教育發展的政策。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極大地“提高農民首先是青年農民的科學水平”。1982年,農牧漁業部發布《關于加強農民技術教育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廣大農民的科學水平和管理知識水平”。1988年,國家教委、農業部聯合下發《關于改革農村廣播電視學校管理體制及有關問題的意見》,提出要“強調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育質量”。1995年,國家教委發布《關于深入推進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的意見》,強調要“在縣、鄉政府領導下提倡各種形式的聯合辦學,實現農村地區的普教、成教、職教三者的‘統籌安排,提高教育的整體效益’”。1998年,國家教委、國家經貿委、勞動部《關于實施<職業教育法>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的若干意見》提出,“必須把辦好農業職業教育放在重要位置”。1999年,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要“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培養大批高素質勞動者和初中級人才,尤其要加大教育為農業和農村工作服務的力度”。

              2.賦能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治理對象的農村建設

              進入21世紀,“稅費改革及農業稅取消政策在理論上徹底將農業負擔一降為零……,使此前以農民負擔過重為主要表現的農村問題得以解決”,但由于缺乏一定社會基礎變化的協同,在農村社會后續發展中又出現了一些諸如“農村公共服務缺位,農村文化建設真空化”等伴生性的“三農”問題。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已對黨的農村基層治理工作提出了全方位挑戰。中央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略構想,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對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自此,黨中央將解決‘三農’問題統一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上,并把它作為黨新世紀的奮斗目標”。新農村建設時期的鄉村治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緊緊圍繞三農問題,突顯鄉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黨的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自治和法治并行”,治理成效顯著。

              回顧新農村建設時期的鄉村治理實踐,不乏農民教育的賦能身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在于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尊重農民的主體性、創造性和能動性,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然而,不管是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還是農民持續增收的促進,這些治理效果的彰顯都離不開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因為農民教育既能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養和接受新技術的能力,也能滿足新農村建設對“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新型農民培育的需求。再加上“社會主義新農村評價標準主要是從人力資源角度(新型農民)、產業發展程度(發達的農業)和社會結構穩定性角度(和諧的農村)出發來進行設計,首當其沖的就是新型農民的培育”?;谶@一治理效果之考慮,黨和國家非常重視農民教育的發展,頒布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共青團中央、教育部關于加強農村青年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意見》等一系列促進農民教育發展的政策文件,并通過創辦農業廣播電視學校、農民夜校等辦學形式,采取“訂單型”“貸款培訓、就業還貸”“企業出資、聯合培訓”等教育方式,對農民群眾進行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貿易、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市場經濟知識與技能、法律知識和農業等教育,培養“有文化、精技術、會經營、敢創新、懂市場”的新型農民,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充裕的人力和智力支持。

              (四)農民教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賦能“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構建

              經過新農村建設,“部分棘手的‘三農’問題得到解決,工業反哺農業成效初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隨著中國鄉村建設的深入推進,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治理機制固化、參與治理渠道不暢等新問題、新挑戰。面對這些新的問題和挑戰,黨中央適時作出了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決策部署,著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標志著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盤活鄉村資源、建設美麗鄉村、助力脫貧攻堅和接續鄉村振興等治理任務,即將成為新時代農民教育賦能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

              1.賦能以精準扶貧為治理任務的美麗鄉村建設

              面對鄉村貧困人口量大面廣的治理難題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倒逼,為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建設美麗鄉村”。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工作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重要理念。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培育新型職業農民”。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扶貧開發、現代農業發展、美麗鄉村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在這些重要論述的指導下,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旨在推進鄉村治理的戰略性工程———精準脫貧,全面開啟了建設美麗鄉村、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的偉大征程。

              縱觀以精準扶貧為治理任務的美麗鄉村建設進程,農民教育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賦能角色。一是賦能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為美麗鄉村建設培養更多新型職業農民,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建立專門政策機制,構建職業農民隊伍”。2013年和2017年,農業部先后出臺了《農業部關于加強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建設加快構建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的意見》《“十三五”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規劃》等文件,提出要“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把職業農民培育納入國家教育培訓發展規劃,希望通過重視發展農民夜校、優化農技推廣服務機構等形式,采取借助廣播電視等傳統教育方式與互聯網等現代傳媒相結合的手段,培養“組織觀念強、管理水平高、技術實力雄的‘土專家’‘田秀才’”。二是精準賦能決勝脫貧攻堅戰。為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和培育壯大鄉村新產業,2015年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面脫貧”。為增強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能力,黨和國家非常重視對農民開展職業學歷教育,2014年和2015年相繼出臺了《中等職業學校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方案(試行)》《農業部辦公廳關于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教材建設的通知》等文件,保障農民職業教育順利開展,還通過遴選農業職業學校作為農民培育示范基地、在貧困地區辦好一批中(高)等職業學校等措施,全面提升農民的脫貧攻堅能力。

              2.賦能以鄉村振興為治理任務的美好家園建設

              新農村建設時期,黨和國家不斷推進鄉村治理改革,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面臨農村社會建設問題和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較多、“農民尚不適應現代化專業化生產和市場化競爭”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連續多年發布圍繞“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為鄉村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判斷。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自此,我國鄉村治理朝著農業強、農村美和農民富的“美好家園”建設愿景推進。

              回顧以鄉村振興為治理任務的美好家園建設活動,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農民教育始終發揮著重要的賦能作用。一是表現在治理理念的先進上。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為保障以鄉村振興為治理任務的美好家園建設工作順利開展,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推動農民教育政策和實踐持續創新發展的方針和思路,“努力讓廣大農民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鄉村振興要培養和造就一支新型職業農民隊伍,“要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城鄉共享”,為新時代農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提供了根本遵循,豐富了新時代農民教育理論體系。二是表現在治理內容的豐富上。農民教育不僅承擔著加強勞動力轉移培訓、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為鄉村振興深度開發人力資源提供專業化人才支撐等任務,而且其本身就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對象。正是由于認識到了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重要性,黨和國家不僅以種養大戶、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依托,適時制定發布了《農業部辦公廳關于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教材建設的通知》《鄉村振興農民科學素質提升行動實施方案(2019—2022年)》《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20年高素質農民培育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而且還通過采取農民群眾喜愛的碎片化小視頻、專題化短教程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農業物聯網云平臺等教育,幫助其成長為“有組織、懂文化、通技術、會經營、善管理、守法紀、重情感、愛農村、勇創新”的新型職業農民。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鄉村治理的內涵,有效賦能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p>

              三、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邏輯理路

              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過程,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等歷史階段的變遷,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的變遷歷程,闡釋其重大成就和深遠影響,厘清其演進的內在邏輯理路。筆者認為,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可以理解為是一個由賦能鄉村治理目標體系化、賦能鄉村治理主體專業化、賦能鄉村治理范式科學化、賦能鄉村治理對象現代化等構成的架構體系。其中治理目標由功能性目標、供給性目標和公共性目標三大部分構成,在治理架構體系中扮演著目標導向的角色。治理主體一般由黨、政府和農民等構成,在治理架構體系中起著領導、組織或參與等作用。治理范式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的治理制度、法律和政策等,在治理架構體系中扮演著輔 助保障的角色。治理對象指的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矛盾,在治理架構體系中扮演著標靶指向的角色。這一架構體系旨在通過治理目標的體系化、治理主體的專業化、治理范式的科學化、治理對象的現代化等方面的不斷解構與重構,促進農民全面發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

              (一)賦能鄉村治理目標的體系化

              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目標主要由功能性目標、供給性目標和公共性目標三大部分組成。功能性治理目標聚焦農民的個體成長,供給性治理目標關注鄉村產業的健康發展,而公共性治理目標則重視鄉村文明的世代傳承、鄉村管理的規范有序,通過不斷挖掘治理主體潛能,構建動態發展的治理目標體系,促進鄉村不斷進步。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農民教育既重視通過提高農民素質、開啟民眾思想等思想文化教育活動來彰顯農民群眾自我解放和自由發展的個體成長訴求,又通過“耕者有其田”建立農民所有的土地制度等政治覺悟提升活動來變革鄉村經濟發展秩序,通過“反帝反封建”武裝奪取政權等階級意識培育活動來優化鄉村社會管理秩序和鄉村文化傳承模式,進而在為建設黨的同盟軍服務、為革命斗爭和階級斗爭服務、為抗戰勝利需要服務、為革命斗爭和建設服務之忠實同盟軍的精心培育中,賦能“政權下鄉”治理目標的有效達成。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農民教育活動不乏有文化素質、愛國思想等個體成長訴求賦能農民功能性治理目標的實現,也有不少毛澤東思想教育、社會主義精神培育等階級意識培育活動賦能農村公共性治理目標的達成,還有艱苦奮斗精神、合作主義生產方法等革新示范活動賦能農業供給性治理目標的彰顯,最終在“為工農兵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培育中賦能“政社合一”鄉村建設格局的茁壯成長。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民教育不但關注通過文化素質培育、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教育等活動賦能農民個體成長之功能性治理目標的實現,而且關注通過標準化生產、市場化經營等培訓活動賦能鄉村產業發展之供給性治理目標的達成,關注通過職業道德風貌改善、民主法制生態意識提升等教育活動賦能治理有效和鄉風文明之公共性治理目標的凸顯,最終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新型農民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新型職業農民的不斷培育中,賦能“鄉政村治”和“三治融合”治理目標的科學達成。

              (二)賦能鄉村治理主體的專業化

              鄉村治理主體一般由黨、政府和農民等構成,黨和政府是最重要的治理主體,而農民組織、社會組織則是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體。專業化指的是基于某一既定專業或某種專項技能,“以‘化’字為突破口,以縱向延伸上的‘精且深’和橫向拓展上的‘寬且通’等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訴求”的發展過程,實質上是強化技能、提升素養的教育過程?;仡欀袊伯a黨成立以來鄉村治理主體的專業化過程,會發現其始終蘊含著農民教育的賦能效應,始終與農民教育的發展進程休戚與共。

              作為鄉村治理重要主體的中國共產黨是鄉村治理路線及方針政策的制定者,善于通過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踐履自己“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農民教育賦能自己的專業化進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為農民大眾爭取必要的利益,把文化教育與工農群眾的實際生活聯系起來,“教育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向工農開門”,在農民教育活動賦能作用下使大批農民專業化為軍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對農民進行掃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農業學大寨”等教育活動,賦能鄉村治理能力及農業管理水平提升之專業化發展進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創辦農民文化技術學校、采取農科教和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三教合一”模式、實施“農業科技入戶示范工程”和“新型農民創業培植工程”等培育活動,賦能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的專業化進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建立“由中高等農業院校、科研院所、農技推廣服務機構、農業園區、農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特色產業專業村廣泛參與的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靈活開展“學校授課+農業基地實習”“田間培訓和農業生產指導”等教育活動賦能新型職業農民的專業化發展水平。

              政府組織是鄉村治理的引領者和指導者,善于通過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來實現專業化,助推鄉村治理任務的達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政府機構,注重通過成立農民夜校、開辦半日制學校、開展“新文字運動”等教育活動,賦能以土地制度變革和“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鄉村治理任務的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注重通過舉辦農民業余學校、組織農村文化工作隊、開辦政治夜校等教育活動,賦能以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及“農業學大寨”為組織形式的鄉村治理任務的完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注重通過創辦各類農民文化技術學校、實施農村致富帶頭人教育“科普專列”、創辦農業廣播電視學校等教育活動,賦能以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建設任務的“鄉政村治”治理目標的圓滿達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注重通過建立區域城鄉聯動的農村義務教育體系、“網絡教學與基地培訓相結合的技能教育體系”等教育活動,賦能以鄉村全面振興為核心任務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標的科學達成。

              作為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體是農民。鄉村治理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調動農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要使廣大農民群眾能積極參與到鄉村治理活動中來,少不了專業化的助推效應,而其有效彰顯則離不開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正是基于這一思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先后完成為建設黨的同盟軍服務、為革命斗爭和階級斗爭服務、為抗戰勝利需要服務、為革命斗爭和建設服務等治理任務,農民教育主要是通過實施革命意識、階級意識、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等教育內容賦能農民的專業化發展,助力其參與鄉村治理積極性和主動性的提升。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完成“為工農兵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階級斗爭服務”等治理任務,農民教育主要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毛澤東思想、人民公社、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等教育活動賦能農民的專業化發展,并在“四有”新人的不斷培育中增強農民群眾投身國家建設、農村建設的信心和力量。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等治理任務,農民教育主要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實施農民現代知識和科學技能、經營管理水平和適應市場經濟能力等教育內容賦能農民的專業化發展,并在新型農民的不斷培育中助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實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完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等治理任務,農民教育主要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實施有關農村社會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關農村產業健康發展的市場經營意識和科學技術、有關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等教育內容賦能農民的專業化發展,并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全面發展之新型職業農民的不斷養成中,助力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三)賦能鄉村治理范式的科學化

              “鄉村治理范式”是指中國共產黨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能夠反映當時社會歷史發展主要風貌的鄉村治理制度、法律和政策等。而治理范式的科學化則是指這些制度、法律和政策等的變革與創新過程,即“科學的社會建制”過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鄉村治理范式先后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大歷史階段。雖然不同歷史階段鄉村治理范式的目標指向、表現特征等有所區別,但卻始終通過漸進式、內生性等變革方式不斷科學化。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制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方針。為推動這一戰略決策的順利實施,中國共產黨人扎根廣闊的農村地區,采取了“重組鄉村權力機構、建立以黨組織為中心的鄉村組織體系、領導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等科學化治理范式來打破封建鄉村舊秩序,凸顯農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作用,為鄉村治理提供強大社會動員和充足物質基礎保障。為保證這一治理范式的順利作為和治理效果的有效彰顯,中國共產黨人不僅重視通過實施革命意識、階級意識、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等教育內容來增強農民教育的賦能效果,而且還重視通過創辦農民刊物、魔術表演、成立讀報組、建立識字班等教育方式來提升農民教育的賦能效應,重視運用歌曲童謠、標語口號、識字牌、口頭廣播等教育方法來提升農民教育的賦能效率,“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進而在賦能效果、賦能效應和賦能效率的整體提升中突顯治理范式的科學化水平。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對急需革新的鄉村治理現狀,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制定了“以制促建”型鄉村治理策略,采取把鄉村政權建設和鄉村治理融為一體政策,建立以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為基礎的三級治理體系,建立“政社合一”“自上而下”型的鄉村治理體制等治理范式來變革傳統的鄉村治理秩序,徹底改變傳統鄉村“一家一戶”生產模式,使農民成長為鄉村生產和生活及鄉村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真正主體,實現國家意志在鄉村地區的真正貫徹落實。為保障“以制促建”型鄉村治理策略的有效實施,中國共產黨人既關注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實施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農業科技文化知識等農民教育內容賦能此治理策略的科學化效果,又關注通過控訴會、憶苦思甜活動等農民教育方式賦能此治理策略的科學化效益,還關注通過電影幻燈、文藝演出、傳唱歌謠、展覽實物等農民教育方法,賦能此治理策略的科學化效率,進而在治理效果、治理效益和治理效率之綜合效應的整體彰顯中重塑鄉村治理生態,使農民獲得政治經濟層面的解放,為工業和國防建設貢獻力量,成為當家作主的國家主人。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面對因農民長期被束縛在土地上而越發凸顯的“大鍋飯”和“低效率”等農業農村問題,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制定了“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治理政策,尊重農民首創精神,以“村民自治”重構鄉村治理秩序,從行政體制上賦予農村高度的自主權,推進基層民主治理,保證國家對基層政權鄉政府的有效管理,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重要的鄉村治理制度保障。為保障農民主體作用的有效激發,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重視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實施文化素質、農民現代知識和科學技能、民主意識和民主法治觀念、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意識、經營管理水平和適應市場經濟能力等教育內容賦能此治理政策的長效發展,另一方面也關注通過運用綠色證書工程、青年農民培訓工程、遠程函授等教育方式賦能此治理政策的有效實施,還注重微信、QQ、微博、衛星電視等教育方法賦能此治理政策的全效作用,進而在長效發展、有效實施和全效作用的融合效應下不斷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實現鄉村治理體制的新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面對因城市的“虹吸效應”而伴生的鄉村“空心化”“老齡化”等現象,中國共產黨人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制定了鄉村振興戰略,意在通過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全面推進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體系建設等科學治理范式,重塑當前鄉村治理秩序,激活鄉村治理中的多元主體活力,促進農村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新時代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具體的方向指引和實踐指導,為全面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現代化的治理體系保障。為保障協調運轉的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的有效形成,中國共產黨人在高度重視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實施有關農村社會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關農村產業健康發展的市場經營意識和科學技術、有關農業物聯網云平臺等教育內容賦能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的基礎上,采取農民群眾喜愛的碎片化小視頻、專題化短教程等教育方式,借助大數 據、人工智能終端等現代化教學手段,著力提升農民群眾的道德風貌、民主法制意識和生態意識,提高鄉村公共服務水平和治理能力,形成治理有效的鄉村發展格局,為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方略。

              (四)賦能鄉村治理對象的現代化

              鄉村治理對象指客觀存在的鄉村社會矛盾,這種矛盾不會隨著人的主觀意志的轉移而轉移,只會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轉變,是一個不斷破解鄉村現代化主要矛盾、產生新的鄉村矛盾、進一步解決新矛盾的治理過程,總是在矛盾的更迭中不斷向前發展。正因為如此,這種客觀存在的鄉村社會矛盾呈現出現代化指向特征,具有十分明顯的年輪更迭痕跡。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組織領導農民群眾積極開展土地革命,解構舊的鄉村社會結構,構建新型的鄉村生產關系,把農民群眾從剝削壓迫的封建土地制度中解放出來,實現“耕者有其田”,最終釋放和發展鄉村生產力。為保證廣大農民群眾能積極參與到土地革命斗爭中來,中國共產黨人特別重視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一是善于通過包含農民教育在內的諸如“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等教育方針的適時性調整,賦能農民群眾階級意識、革命意識、政治覺悟等的培育;二是善于通過組織實施“黨的認同教育”“共產主義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和民族民主民生綱領教育”等側重思想政治層面的教育內容,賦能農民群眾參與土地革命及捍衛革命果實的信心和決心;三是善于通過“把文化教育與工農群眾的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使教育與政治經濟發展相適應”,賦能農民教育“共產黨的同盟軍、抗戰人才和國家建設人才”的培養,進而在教育方針、教育內容和教育途徑等綜合作用下,賦能土地制度變革和農民運動的開展。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鄉村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廣大的鄉村地區則具體表現為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效率低下,鄉村經濟較為落后,發展速度遲緩。為有效解決這一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組織領導農民群眾開展了以重構鄉村社會利益格局為治理對象的土地改革運動、以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治理成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以國家對鄉村的介入為治理結果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使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運動在廣袤的鄉村地區得到充分實踐,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農民教育的賦能作用,不僅通過包含農民教育在內的“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等教育方針的適時性調整,賦能農民群眾集體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思想的鑄就,通過“對農民大眾進行階級觀念、文化水平、愛國思想和集體主義教育”。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毛澤東思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文化科技知識等教育”,“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合作主義的生產方法和農業科技等教育”,賦能“社會主義‘四有’新人”養成;還通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之農民教育途徑的適切性采用,賦能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培育;最終在教育方針的適時性調整、教育內容的層次性呈現和教育途徑的適切性采用等的整合作用下,賦能國家權力下沉和黨組織全面領導的實現,賦能農民集體智慧力量發揮,推動農業生產發展,滿足國家工業化建設需求。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鄉村落后的生產力和不適應鄉村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具體表現為農村普遍貧困,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為有效緩解這一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組織領導農民群眾先后開展了一系列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為治理范式和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治理對象的鄉村治理運動。為確保農民群眾能夠積極參與到這場鄉村治理運動中來,中國共產黨人十分注重農民教育的賦能效應。一是按照新時期農村工作的階段性發展要求,通過包含農民教育在內的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等教育方針的適時性調整,賦能農民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二是根據新時期農業發展的市場化走勢,通過對廣大農民群眾進行現代知識和科學技能、民主意識與法治觀念等教育,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知識等教育,再到進行市場經濟知識與技能、法律意識和政策水平等教育之教育內容的針對性變革,賦能農民群眾的科學健康發展;三是結合新時期農民發展的個體化差異,通過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之教育途徑的靈活性運用,賦能有理想、有文化的新型農民的培育,進而在教育方針適時性調整、教育內容針對性變革和教育途徑靈活性運用的整體作用下,賦能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及鄉村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全力提升,實現鄉村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在鄉村表現得尤為突出。要有效解決因這一矛盾的存在而引發的種種問題,勢必要求革新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來促進鄉村治理的轉型升級。為充分保證這一革新及促進效果的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特別重視通過農民教育的有效展開來增強其賦能效果。不僅把包含農民教育在內的教育方針調整為“培養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突顯勞動教育在解決鄉村民生問題層面的賦能功效;也注重通過對農民實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態文明、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等教育內容的變革,賦能農民主體性發展能力的提升;還通過將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實現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協同發展之教育途徑的靈活運用,賦能農民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的激發,助推“鄉村振興與農業現代化治理融合”,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促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全面振興”。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實踐走過了“雄關漫道真如鐵”的昨天,跨越了“人間正道是滄?!钡慕裉?正邁向“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明天,擦亮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民教育體系鮮明底色,鐫刻了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助力“落后就要挨打”歷史性難題解決和“貧窮就要挨餓”發展性障礙清除之歷史豐碑,使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農民教育中得到充分檢驗,使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農村大地上得到充分貫徹,為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屆系列全會精神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實踐取得了偉大的發展成就,彰顯了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和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農民教育優秀藍本,使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在當前這一疫情肆虐、經濟動蕩、環境惡化、戰略不穩定加劇,四重危機相互疊加、交織影響之“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如何在這一前所未有之巨大挑戰面前“苦練內功,化危為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全力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積極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失語就要挨罵”之世紀挑戰,進而提升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的國際話語權,為“農民教育命運共同體國際化、生態型發展渲染好‘中國底色’之基調”,順應新的時代條件下“隨著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革,勞動形態和勞動方式由過去的以個體體力勞動為主向以合作性的復合勞動為主的方向轉變”的“勞動教育新的時代內涵和性質”,是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賦能鄉村治理實踐所應重點思考的問題。

              有鑒于此,為用好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高質量賦能鄉村治理的基因資源、賡續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高質量賦能鄉村治理的紅色血脈,創立有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高質量賦能鄉村治理之風格的建樹,形成有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高質量賦能鄉村治理之氣派的影響,激蕩起全黨開創農民教育高質量賦能鄉村治理美好未來的奮進力量,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系列全會精神,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加強黨對農民教育的全面領導,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具體的時代背景和實踐要求相結合之原則來分析這一賦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農民需求側平衡性變革為突破口,“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之必然要求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需要相結合,激活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謀劃“百姓富、生態美、文化興、產業旺”的鄉村振興建設藍圖,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

             

              (作者單位:銅仁學院梵凈教育研究院,銅仁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梁成艾 王德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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