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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
            2022年10月24日 16: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作者:胡湛 彭希哲 吳玉韶 字號
            2022年10月24日 16: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作者:胡湛 彭希哲 吳玉韶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齡社會治理;中國方案;家庭;人口治理

            內容摘要: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具有特殊性,我們的基礎國情、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更對其應對方案提出了特定要求,亟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齡社會治理;中國方案;家庭;人口治理

            作者簡介:

              摘要: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具有特殊性,我們的基礎國情、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更對其應對方案提出了特定要求,亟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中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具備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優勢、國家—家庭—社會相均衡的治理結構優勢、大國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國家稟賦性優勢,以及時代更迭和技術躍遷可能帶來的后發比較優勢。應在厘清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與人口發展戰略關系的基礎上構建積極老齡觀以優化國家戰略實施環境,融會老齡社會治理的中國優勢以形成“身—家—群—國—世”相貫通的整體性治理格局,不斷凝練并充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體系。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老齡社會治理  中國方案  家庭  人口治理 

              作者胡湛,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彭希哲,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吳玉韶,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P46—P66 

              健康長壽是人類發展的永恒追尋。全球人口健康水平及預期壽命在近百年間取得相對普遍的突破性進步,國際社會將之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成果之一,而人口老齡化正是其集成表現,并隨著人口轉變過程加快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作為一種將長期持續并不斷演化的人口現象,人口老齡化兼具現實性與建構性,我們對其只能適應、可能延緩卻不能逆轉。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若干現實挑戰,反映出現有發展機制和制度模式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不適應而產生矛盾,但與此同時,我們對老齡化的定義方式和應對模式又直接建構了這種挑戰的強度乃至性質,創造出治理回旋空間。這無疑使治理模式的主動創新和公共政策的動態調節成為必須,如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成為嶄新的全球性重大治理議題。 

              在此背景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適時決定“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體現了最高層級的國家意志與發展定位,凸顯出老齡社會治理的劃時代意義。隨著我國步入第二個百年新征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步伐不斷加快,而人口老齡化深化亦與之同步,并將始終伴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現過程。在此歷史關口,全國老齡工作會議召開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印發,集中指明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這不僅意味著探索中國自己的老齡化應對方案已極具緊迫性,還隱含中國積極投身全球對話并貢獻老齡社會治理經驗與智慧的擔當。本文由此對凝練“中國方案”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要性進行剖析,嘗試厘清并識別老齡社會治理的中國特色乃至優勢,進而探討在夯實拓展既有優勢的基礎上探究中國方案的可能路徑。 

              一、凝練“中國方案”應對人口老齡化之必要性 

              人口老齡化正成為全球性常態。各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有其共性,但也體現出較大差異。盡管先發老齡化國家積累了應對經驗及教訓,但尚無國家給出系統性解決方案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治理工具。中國社會于2000年步入老齡化階段,但學界對其關注卻始自20世紀80年代并伴隨爭論。一路走來,我國各項與人口老齡化有關的制度政策已歷經顯著變遷,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目前更處于轉折的關鍵時點。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特殊性 

              1951—2000年,全球老年人口(60歲及以上)規模增長三倍而至6億,隨后在2019年達到10億,并將在2050年增至20—21億,占全球總人口的22%。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已從2000年的1.26億增長為2020年的2.64億,到2050年則可能達到4.80億,預計占中國總人口的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的20%以上。從全球角度看,中國的老齡化進程有其顯著的特殊性。我們不僅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超快、區域異質性巨大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任務也相對最為繁重。目前看來,人類社會從未具備面對如此超大尺度人口系統和超復雜性地域范疇的老齡社會應對經驗。 

              不僅如此,就生發機理而言,人口老齡化為人口預期壽命提高和生育率降低所合力鑄就,前者促成老年人口增多及高齡化而推動“長壽型老齡化”,后者導致出生人數減少則形成“少子型老齡化”。1950—2020年,全球人口預期壽命從46歲增至73歲,總和生育率從5.0以上降至2.4左右;同期的中國人口預期壽命則從35歲躍升至77歲,總和生育率從6.0左右跌落至1.3,其變遷速度及幅度均遠逾世界平均水平。我國20世紀90年代起出生人數的大幅下降將導致未來較長時期內的黃金育齡期女性規??焖倏s減,其降勢至少持續至2045—2050年前后(見圖1A),再加上婚育推遲或懸置的增多而對釋放生育潛力影響愈來愈大,年出生人數于未來十幾年趨減或在低位徘徊幾成定局。盡管國家已放開三孩生育政策,而即便短期內生育率有所提升,也只能在一定時期內有限弱化每年出生人數減少的程度,對人口老齡化延緩效果有限。與此同時,2000年我國人口凈增數首次降至千萬以內(約957萬),2010年和2020年凈增數分別為641萬和204萬,2021年則減至48萬。2021年是1960年以來首個死亡人口數過千萬(約1014萬)的年份,死亡數預計在2025—2030年超過出生數,并在2055年左右抵達峰值(見圖1B)。盡管未來30年間全球過半數國家都將出現不同程度的人口負增長,而我國則正在步入人口零增長乃至負增長區間。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我們要在少子化持續、高齡化凸顯和死亡高峰即將出現等多重背景下綜合研判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規律及影響機制,給出自己的解釋以為國家戰略實施而夯實科學基礎。 

              (二)中國國情和發展模式的特定要求 

              人口老齡化乃至人口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而這種規律又需在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生態地理環境中呈現并發揮作用。近年我國老齡研究初顯規模,學界曾不斷嘗試總結人口老齡化在中國國情下的階段性特征,如“未富先老”“未備先老”“慢備快老”“晚富早老”“邊富邊老”等。大量證據表明,這些特征之間未必存在競爭性,反呈現互嵌性并有局部分化。例如隨著脫貧攻堅的完成和鞏固,“未富先老”已不是我國老齡化發展的全局性特征,但在實現共同富裕進程中我們仍要關注局部地區的類似問題以消除波動。我們既要對這些復雜性給出立足于中國現實的扎實解讀,同時也要深明“未備先老”或“慢備快老”等現象給治理實踐帶來的挑戰,其中還包括“科研未備”和“科研慢備”,甚至不少領域的研究不是“不足”而是“空白”,諸多治理問題的根源亦在于此,因而亟須建立中國的理論和話語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老齡政策體系經歷了不斷改進的過程。以往我們完善老齡社會治理的主要路徑有二,一是“摸著石頭過河”,二是廣泛借鑒西方經驗。西方發達國家因步入老齡化較早而積累一定治理經驗,尤其在應對養老負擔、勞動力萎縮等發展壓力上為全球社會提供了參考,我國政府和學界初遇養老金改革、推遲退休、生育政策調整等現實問題時的研究實踐亦多以這些經驗為參照。然而治理模式及其政策安排有鮮明的國家特征,尤其隨著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已經很難繼續通過借鑒西方經驗來解決中國問題。例如現代養老保險制度發軔于西方19世紀末,二戰后更遵循“普遍全面”原則以期覆蓋全民,其制度效率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頂峰,其后困擾于財政結構、階層/代際沖突及老齡化加劇等而面臨巨大挑戰;中國則在改革開放后才真正推動養老保障模式從非繳費的福利型轉變為繳費為主的保險型,其真正分水嶺現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并以國有企業改革為背景。不到30年間,我國當代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轉型、初創、拓展、改革等任務疊加,更不斷承受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壓力,目前正努力實現全國統籌和“應保盡?!?,其治理難度為西方社會所未遇。 

              中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中無疑仍須不斷總結先期老齡化國家的經驗教訓,但更重要的是將中國國情的特殊性與國際社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普遍性相結合,摸索凝練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并與中國發展現狀不斷適配。黨的十九大報告已明確提出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的宏偉目標,而屆時恰是我國老齡化程度相對最高、老年人口死亡數相對最高、育齡群體萎縮相對最嚴峻的時期。不僅如此,世界發展格局的變化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加速,亦不斷推動老齡化應對模式突破傳統思路和既往邏輯。在此時空背景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必須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目標,而實現高質量發展又必須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為基礎,這對我國老齡社會的發展提出了特定治理要求。 

              (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訴求 

              從20世紀80—90年代起,治理議題因與可持續發展相關聯而引起全球廣泛關注,“善治”概念的提出更將治理聚焦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由此被賦予先進性。然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喧囂之后,西方治理研究反而進入反思期,例如福山就調整了他在20世紀90年代對特定治理路徑的追捧,并于2013年發文明確批判現有治理研究過于關注國家的特定治理方式,卻忽視了更本質性的問題,即“國家或政府是否有能力治國理政”。換句話說,“治理”的本質與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路徑方式無關,而更多應落腳于國家或政府“制定、執行規則和提供服務的能力”,即“制度執行能力”。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概念,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堅定不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偉戰略,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2035年要實現的遠景目標之一。這是中國對治國理政的話語權體系所進行的一項偉大的創造性豐實,即“治理”不僅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結合的有機整體,同時“治理能力”還應成為“治理體系”優劣的判斷準則。治理終歸是要看效果的,只有有利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治理體系才是“好”的。 

              隨著人口老齡化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社會的常態,老齡社會治理已成為世界各國直面的戰略性議題。它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題和核心領域,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老齡議題上的具體投射和現實聚焦。我國學界就此已大幅探索并形成豐厚成果,為正視人口老齡化和夯實老齡社會治理基礎進行了必要的研究鋪墊,但囿于步入老齡化歷程尚短,其治理研究仍較多體現于描述性研究或應急性策略。這有其毋庸置疑的現實價值,但因多著眼于靜態或局部的政策問題而常限于戰術層面,且不少研究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困境”或“負擔”的“問題化”視角看待老齡化之消極傾向。隨著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央更持續強調“積極”的科學價值,如何基于現實國情和新時代發展訴求而正視人口老齡化的“常態化”以“去問題化”,在綜合其挑戰與機遇的基礎上對老齡社會治理格局予以整體駕馭,尤其以提升治理能力為導向而凝練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從而在提升老齡社會善治水平的同時充實中國的話語體系,不僅迫在眉睫,亦極具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 

              二、厘清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優勢 

              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及影響已大大超出人類現有歷史經驗。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乃至全球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結構已與西方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的時代有很大不同,這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了空前契機,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量、人口規模、區域差異、文化傳統、家庭倫理等基本國情更為我們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了豐厚的資源稟賦和可持續的多元治理工具,亟須在識別中國特色乃至優勢的基礎上探究“中國方案”的可能路徑。 

              (一)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優勢 

              為最大限度發揮黨和政府總攬全局、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平衡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發展戰略等制度優勢,我們在實踐中摸索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與社會治理范式,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共同治理,使我們在處理一些事關全局和涉及長期發展的復雜議題上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整體性、靈活性和動員力。這一范式在推動當代中國高速高質發展進程中,以及脫貧攻堅、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實例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已有目共睹,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堅實制度基礎與優勢。 

              西方現代治理研究起步較早,在理論界曾有引領作用,但其當前主導方向之一是主張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極簡主義,片面強調社會的主導性地位及個體化權益,其治理整體性受到影響。西方學界近期較熱衷于探討治理的范式轉換,其核心是“怎樣改變國家角色”以及強化社會自治等方面,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治理是“無需政府的公共管理”,以致列恩等不得不正本清源:“除了失敗的國家之外,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是治理的重要方面”。與西方體制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高度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國家責任,并在此基礎上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體系,其治理內核顯然不存在否定政府角色的隱含假定。雖然黨和政府正在不斷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實現本土化的“善治”,并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充分強調“共治”,但與西方體制下“共治”的“去中心化”不同,中國的“共治”是“有中心”或“有核”的多元化,以黨領導和政府主導下的“一核多元”治理合力來詮釋“共治”,由此進一步凸顯治理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等范式優勢。 

              在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進程中,將形成若干治理優勢:其一,充分整合治理共同體的組織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形成協同性較強的整體性治理網絡。不僅包括政府、市場、社區、家庭等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而且在行政網絡中可形成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縱向協同、多部門和跨部門之間的橫向協同。其二,在宏觀層面協調短期目標和中長期戰略之均衡,以兼顧或平衡“應急性”和“可持續性”并保持治理內核統一。其三,在應對養老金等長線復雜議題時具備較大的靈活性和創新可能性(例如國有資產劃轉和調動地方閑置土地資源等充實社?;穑?,這也是我們的制度優勢在應對人口老齡化中的集中體現。此外,黨和政府領導下的中國治理體系始終具有強烈的自身改革沖動,多年來一直遵循“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改進體制”的發展路徑,這不僅能體現出“中國方案”獨有的實用性,也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獨特治理經驗。例如“試點推進”就是土生土長且凸顯中國特色的政策工具,這一模式有助于推動政策以“由點到面”的模式向全國推廣地方經驗,實現中央指導性與地方積極性的有機結合,也為將“地方方案”匯聚轉化為“中國方案”夯實實踐基礎。 

              (二)國家—家庭—社會相均衡的治理結構優勢 

              家庭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本源型傳統,重視與支持家庭應當成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重點和特點。盡管隨著人口和社會變遷加速,當代中國家庭功能受到磨損,但來自家庭的支持仍是我國老年人養老保障和照料的主要來源,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文化具有強大凝聚力,家庭成員間(主要是親子)的傳統互助網絡仍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例如老年人與子女同?。ā岸啻谩蹦J剑┗蚓o鄰居?。ā胺侄浑x”或“離而不遠”模式)既能改善老年人健康和充實其養老資源,又能強化老年人對子女的家務協助且提升婦女就業,實現家庭代際“雙贏”。這種中國特色的家庭互動模式及居住安排根植于傳統文化倫理,是中國養老模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更生動注解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優勢。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講,中國的人口治理格局呈現為“國家—家庭—社會”相均衡的三元結構,而不同于西方以“國家—社會”(或“政府—市場”)為主的二分模式。國家與社會的分野是西方經濟制度和宗教背景下的理論構建,其底層邏輯源于個人主義,只有讓“一切血緣的、半血緣的、倫理的、半倫理的、宗法的、半宗法的關系徹底解體”,才能產生“原子式的個人”以形成西方文明意義上“外在于人”的社會。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勃興起自個人主義,其內在困境乃至治理障礙也囿于此——人類的生存樣態遠不只是個體性的。而以解構家庭為特征的個人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從未顯現,中華文化基因對生活共同體和生命共同體有著天然關切而強調聯結性。中國自古便有“集人成家,集家成國”的說法,其傳統“家國同構”模式便是在“身家一體”的基礎上強調國家治理與家庭自治的關聯,以及家庭在國家治理機理和社會組織功能上的橋梁性。與西方國家不同,傳統中國數千年來皆屬農耕文明,其核心治理結構只有“國”與“家”兩個主體,在“國”之下和“家”之外并不存在西方文明意義上的“社會”。而即便是面對“家”,中西方理解亦不盡相同。西語中“family”多強調“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而家庭對中國人的意義則不僅在于夫妻及姻緣,更強調親子與血緣,費孝通20世紀30年代即提出“expanded family”(擴大家庭/多代家庭)才能相對貼近中國的“家”。如果說西方體制是“身—群”(個體—社會)強而“家—國”弱,中國則是“國”最強而“家”次強,且“國”與“家”在中國并非相互獨立或并立關系,而是“家”從屬于“國”,“家”的治理被擬制擴大適用于“國”,人們對“家”的感情也同理被衍化投射于“國”,這是中華文明數千年綿延的文化基石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所建構發展起來的現代體制重新梳理了國家、家庭與社會的關系,不僅重視家庭作為治理單元之樞紐性,還強調重構其傳統功能及對個體的保護責任(尤其改革開放后)。習近平總書記更明確指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凸顯了國家發展與家庭建設的辯證關系,將家庭賦予全新的治理內涵。在當代諸多涉及人口和民生發展的議題中,我們的國家治理及發展規劃落實常要借助于家庭來完成,傳統家國模式亦在不斷解構、重構以及拓展。這種三元模式有一個結構上的突出優勢,即國家治理因此獲得更多的回旋空間和容錯地帶,而免于國家與社會乃至個體的直接摩擦。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更多由國家力量所推進,并經常以家庭為中介或緩沖。例如中國子女從未覺得父母養老的主要責任只在國家,而對于老人而言,“花兒女的錢”和“花國家的錢”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盡管國家在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中正在承擔越來越大的責任,但我們的家庭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充當了“守門人”更提供了“潤滑劑”。中國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對內可保護個體并規范個體,對外則通過國家理性和社會傳統上升為制度法則和倫理價值。這不僅會成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的突出特色和重要抓手,更因根植于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土壤而可形成延綿不絕的優勢輸出。 

              (三)大國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國家稟賦性優勢 

              中國老齡社會有其獨特的國家和民族背景,其中蘊含結構化和多元化的治理資源及工具,為將中國特色轉化為中國優勢提供了無窮可能性。中國的大國模型及其區域多樣性將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宏觀戰略的施展舞臺,并為治理騰挪出寶貴的時間與空間。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地區差別表現為“東西梯次—北高南低—城鄉倒置”,這些現象在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期間將持續發酵,其間的老齡化壓力將較多傳導至中西部和東北部等地區。盡管這會在全國層面增加應對老齡化的復雜性,也會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但亦為城鎮(尤其是東南沿海)有效延長了人口機會窗口期,創造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政策緩沖。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講,中國因其人口規模效應而存有諸多回旋空間。與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相比,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動力、途徑和方式上有更多可供選擇的空間或余地。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背景下,巨大的人口規模有利于勞動分工深化、產業多元化、產業體系完備化以及知識創新擴散,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資源配置優化、人力資本提升以及技術進步等還可能大幅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此外依托“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一帶一路”等“走出去”戰略實施而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國際人口規模所形成的回旋空間有可能助推我們的回旋空間進一步拓展。國家稟賦性優勢也將較大提高資源配置的靈活性,例如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總量占比很高、我國居民儲蓄率亦居全球各國前列,這些特征不僅將有效保障養老資源的穩定性及多元化,還將以規模人口形成的旺盛消費需求推進國內循環暢通,并通過提升大國優勢參與國際循環進而形成治理資源全球化格局。 

              不僅如此,中國還有悠久的養老、孝老、敬老、尊老文化傳統,中國家庭對代際責任和代際公平的訴求會在消化社會轉型成本的同時保持社會穩定,鄰里和睦的文化和鄉土居住傳統也助力了“時間銀行”“互助養老”“微慈善助老”等措施項目的順利開展,這些傳承數千年的文化稟賦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寶藏,也將奠定中國式養老的倫理基礎,極大拓展了養老資源乃至老齡社會治理資源的格局。與此同時,如何因地制宜地整合、引導和更新傳統文化以及地方性文化資源來推進老齡社會治理也正在形成諸多創新機制。我們在挖掘利用傳統文化資源的同時也要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并為合理有效地傳承傳統文化提供調試空間。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不僅強調人民權利的有效維護和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還應更多關注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這也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四)時代更迭和技術躍遷可能帶來后發比較優勢 

              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存在比較明顯的后發比較優勢,且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不盡相同。比較優勢有較強動態性,發展初期的不利條件隨著發展階段變化會逐步轉為新型優勢,這是快速發展大國中比較普遍的區域發展現象。尤其與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時代遭遇老齡化不同,中國是在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下步入老齡社會,這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了創新空間。傳統治理和政策的操作空間在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科技環境下變得越來越小,必須在新的時代結構和科學技術框架下不斷改革乃至重構老齡社會治理的諸多要件,才能真正挖掘老齡社會的潛在機遇。 

              以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極大改變我們現有的生產生活方式、產業結構、社會格局乃至政治形態,為老齡社會治理提供了新的應對資源和可能路徑??萍紕撔录捌鋸V泛運用將有效地改變傳統勞動就業模式,更使“虛擬勞動力”的利用成為可能,通過擴大人力資源基礎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維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將為老齡社會治理創造堅實的社會財富基礎。老年人以及老齡社會發展對技術進步和服務升級的需求也將傳導至產業領域,從而影響老齡社會的產業形態,并對資源稟賦和政策安排提出新的訴求。人口老齡化導致儲蓄增加而加速資本積累進而形成所謂“第二次人口紅利”,隨著經濟稟賦更好的人口梯隊進入老齡階段而刺激消費形成“銀發經濟”,因適老產業發展而創造出新的行業與職業進而提振就業市場,這些可能性都客觀存在,可為老齡社會發展持續供能,并有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盡管中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具備治理優勢,但也存在若干結構性張力。我們不僅有老年人數多、老齡化速度快和區域條件復雜的國情現實,而且面對的是在經濟未發達、就業未充分、社保未完善、產業轉型未完成等約束條件下的老齡社會治理任務。故亟須在國家戰略的全局視野中充分整合治理資源和有效融合治理框架,夯實拓展老齡社會治理優勢的同時緩沖乃至部分消弭其不利影響,積極走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特色之路。 

              ?三、探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方案”的可能路徑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需要展開大量長期性和全局性的研究與實踐,不可能在短期內便形成定論。如何在新時代情境下進一步夯實、整合和拓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優勢,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探索走出中國特色之路,亟須凝聚共識而重點探究。

              (一)在國家整體發展框架中厘清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與人口發展戰略的關系 

              人口老齡化首先表現為一種人口現象,因此人們常習慣性地將其應對置于人口發展戰略的框架下予以考量。人口構成中國的基礎國情,任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都要首先明確中國當前及未來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風險,并為此形成相應的人口發展目標,人口發展戰略的核心即在于此。隨著人口轉變加快和負增長慣性累積,當前中國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已轉為少子老齡化,這將成為未來幾十年人口發展戰略之底色。嚴格地說,老齡化天然地包含著少子化,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出現“多子化”的老齡化,當前強調“少子老齡化”主要出于對低生育問題的擔憂。生育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未來人口走勢的決定性要素,這也是十八大以來中央不斷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并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戰略出發點。有效提升人口生育水平可使人口老齡化程度降低和速度減緩,并為未來世代贏得應對時間。不僅如此,如果生育率一直過低,那么社會保障制度包括我們的養老保險和社會服務體系較難具有持續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條目下首先明確了“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的要求。這并不意味著“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和“人口發展戰略”之間存在從屬或重疊關系,而應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體系的框架下予以厘清。 

              盡管人口老齡化首先表現為人口問題,卻不應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等同或嵌套于人口發展戰略,更不能將其降格為應對老年人口問題乃至養老問題。通過制定人口發展戰略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無疑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基石,更構成其他國家戰略乃至整個戰略體系的基礎之一。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僅僅依賴于人口調節而試圖遏制老齡化無異于緣木求魚,更可能滑入“以人口適應制度”的施策窠臼乃至“人口決定論”的泥潭。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一種長期不可逆轉的基本國情,其發展所產生的沖擊將“不亞于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等歷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經濟與社會革命”,其應對將涉及國家治理體系的整體調節和長期適應,其影響亦將滲透至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諸多脈絡。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與科教興國、鄉村振興、健康中國等并列的國家戰略,使之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之一,這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其實施不僅事關國家發展和民生福祉,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絕不是孤立的戰略概括和策略集合,而是中國整體發展戰略的有機組件,應將其更多置入國家整體發展框架中加以思考和布局,只有將國家戰略有機統合以形成層次清晰、結構優化、協同共振的國家戰略體系,才能產生戰略疊加效果以強健國家戰略能力。 

              (二)在傳承創新中華文化基礎上探索優化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實施環境 

              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核心要義之一在于“積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著力增強全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想觀念。要積極看待老齡社會,積極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胺e極”框定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價值定位,亟須強化老齡化國情意識并有效構建“積極老齡觀”,以優化國家戰略實施環境??煞譃槿齻€層次來看:其一,“積極看待老齡社會”意味著“老齡化不全是問題”。人口老齡化已成為中國乃至人類社會的常態,它本身沒有好壞之分?,F有以中青年為主體而運轉的社會經濟體系對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缺乏及時的反應和適應,這種遲滯產生了所謂“問題”。其根源不全在于老齡化本身,更主要靠發展機制和治理模式的調節乃至重構。從全球實踐來看,老齡化未必對國家發展造成“不能克服之挑戰”,中國最近二十年間的高速發展就與其老齡化進程相同步,一些國家的老齡化也與其宏觀經濟增長之間呈現正相關,其背后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訴求。 

              其二,“積極看待老年人”意味著“老年人不全是問題”。聯合國自20世紀中葉起推行的老年定義已作為制度要件滲入全球體系,但該定義依托于單一的生理年齡,反映的只是當時的人口健康條件和各國社會保障體系的耐受度?!爸匦露x老年”已成當前學界熱點,我們對老年人的界定方式將較大改變老齡化的強度乃至性質,若以此為基礎重新論證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制度安排,可能將呈現迥然不同的老齡社會治理圖景。這說明“老年人”的概念有其生物學基礎,但亦呈現建構性,其內部結構更錯綜復雜。將老年人視為一個簡單整體并“問題化”,不僅易使其利益受損,更可能導致極大的人力資源浪費。 

              其三,“積極看待老年生活”意味著“變老不全是問題”。人的變老是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階段,但卻不孤立。個體的成長過程是連續的,其能力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發展并不平衡且相互關聯, 不存在某個年齡階段的各項能力都高或都低,也不存在某項能力在人的一生中持續上升或持續下降,而同齡群體中的不同個體更各顯迥異,我們不能再以孤立“老”乃至孤立年齡段的基本預設和觀念來思考今天的老齡問題。不僅如此,傳統觀念還習慣于把“老”與“衰弱”畫上等號,這既缺乏對生命倫理的現代解讀,也不利于老年人“自立自強觀”的建立和自身能力發揮,更會滋生“諱老”和“忌死”的悲觀主義傾向。 

              毋庸置疑,中國在推動社會形成積極老齡觀中具備文化優勢。中華文化對于生命的理解是在一種“生生不息”的預設中展開的,例如儒家就特別強調生養——“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在這種生命秩序觀下,中國人尤其重視“親親之愛”,首要即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紐帶——“愛自親始”,由此發展出“孝悌” 的基本德性和豐厚的“家”文化,但不止于此,我們還將之推演了出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年來的孝親、敬老、愛家、護幼等文化深入人心,其背后有堅實的倫理基礎和持續的制度支持。處于不同代際的家庭成員更組成了貫穿生命周期的命運共同體,哪怕在人口流動性空前劇烈的今天,無數家庭依然以網絡化的方式相互鼎力扶持。老年人無論在家庭中還是社會上都具有相對較高的地位——“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年輕人結婚買房、撫育后代常常需要老年人的助力,社會志愿服務中更有大量老年人的積極身影。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傳統文化資源在參與優化國家戰略實施環境的過程中也有需要揚棄和更新之處。例如孝道雖是中華倫理精髓之一,但“二十四孝”所提倡的行為顯然有與現代價值不符之處,亟須重構;又如傳統“貴生”思想使“死亡”在本土文化語境中往往攜帶禁忌,這使我們面對臨終和死亡等議題的理論儲備和現實經驗凸顯不足,亟待充實。 

              (三)融會老齡社會治理優勢以形成“身—家—群—國—世”相貫通的整體性治理格局 

              中華文明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立身行事循序推演至治國理政,不同領域運行機理不同卻聯結為內在邏輯關聯的過程。這迥異于西方社會強調私人與公共、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涇渭分明,而講究“個人、家庭、社區、單位、城市、國家的情感紐帶、文化紐帶與利益紐帶”,并“在各種關聯紐帶的構建中最大限度地開發各種關系資源”。我們正在努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而“現代化不僅是技術和市場的產物,也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故此需要建構既尊重中國文化傳統又適應現代化訴求的治理模型,以此為框架及時拓展老齡社會治理格局以融會中國優勢,為老齡國家戰略的實施騰挪出更多回旋空間。在延續治理結構優勢的同時強調社群嵌入和社區建設,在緩解家庭壓力、支撐家庭建設的同時擴大社會自主性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以充分釋放老齡社會發展潛力,在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下帶動個體、家庭和社會聯動以形成“身—家—群—國”相貫通的治理格局,并將其置于全球化的語境中不斷對話及完善,將成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方案”的核心邏輯(見圖2)。需要說明的是,“貫通”不同于簡單意義上的“綜合”或“整合”,而是在交相融會的基礎上保持治理邏輯一脈相承和治理資源互聯互通,從齊家治國的單向路徑轉向家國反哺的協同共治。 

              1.身:從老年人的“急愁難盼”到“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正在步入中度老齡化階段,滿足老年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內容。一方面,老年人的“急愁難盼”問題已得到普遍重視,盡管仍存在基礎性服務短板和政策縫隙,但隨著養老體系不斷完善,廣大老年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無疑在穩步提升。當代中國老年人群體已呈現出諸多全新特質。老年人務須“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而“老有所用”“老有所為”的發展需求正空前擴張,“老有所樂”還將創造出巨大的“休閑紅利”。另一方面,老年人并不孤立存在,老齡社會也不獨有老年人,不同年齡群體之間和人生不同階段之間的關聯無法割裂,需進一步強化全生命周期的治理觀。老年人的生活能力取決于其年輕及年少時的健康行為累積,養老金的均衡依賴于現時勞動力的勞動產出提升;而反過來,老年人口健康改善將有助于抬高勞動年齡群體的經濟活動參與率并促進其工作—家庭平衡,未來年輕人有效就業亦期待于銀發經濟的蓬勃發展。在此背景下,當前涉老政策已呈現出從“特惠”到“普惠”、從?;镜礁哔|量發展的顯著特征,并正通過夯實對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支持而不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 

              2.家:從“家庭責任”到“家庭建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方案”的特色之一就是家庭參與承擔治理樞紐功能。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身家一體”——“家之本在身”,即個人和家庭(及其中血緣親緣)的不可分性,并以此為本類推于國家社會而形成“家國同構”。與人類其他文明不同,中國家庭不僅充任人口繁衍和生產生活的基礎單元,還具有一種本體論地位并聯結了中華文明,更是“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正因有此淵源,盡管養老撫幼的“家庭責任”在公共語境下被反復強調及規制,但又何嘗不是中國家庭的積極訴求和主動擔當?畢竟贍養老人和傳續血脈本就是其天然內核。哪怕在少子老齡化的背景下,當代家庭功能不乏磨損,但傳統家庭網絡(尤其親子間)的紐帶依舊強韌。無論是老年人養老的現實問題,還是老齡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議題,家庭不僅具有獨特且不可替代的效用,而且在國家和社會互動中形成中介。目前,國家已適時在制度層面著力強化“家庭建設”,突出強調對家庭能力的制度性賦能,搭載此進程將家庭能力建設作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點和特點,不僅能形成若干治理工具創新,更將夯實個人幸福、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的基礎。 

              3.群:從“生活共同體”到“治理共同體”。嚴復于1897年將斯賓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以《群學肄言》為題譯進,這種意譯符合中國文化秉性。中國人所理解的社會,不同于西方社會學所說的外在于人的強制性社會結構,而是與個體生活相連的社群。西方個體本位下的社會公共生活是離散的,而社群性的公共生活卻是全天候的。中華文化一貫強調,人在社會中要“合群、善群、樂群”。在單位制解體和大規模人口流動出現后,傳統以地緣、族緣、業緣等為聯結的社群中出現愈來愈多的陌生人,這時作為個體生活場域和社會基礎單元的社區便承擔起治理和服務職責。社群和社區都是“擴大的家庭”,社區更是社群的行政化產物,形成由一個個家庭匯聚但又超越家庭的生活共同體和治理共同體。這也是當代社會治理特別強調“社區建設”之所在,我國養老服務體系不斷發展完善過程中的諸多實踐創新亦脫胎于社區,國家近期尤其強調養老資源“下沉”到社區并做好與家庭養老的聯動。黨的十九大已明確提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提出“治理共同體”的全新概念。這不僅為新時代社會治理確立了路徑,也為老齡工作提供了宏觀指導框架。如何將頂層設計落地、將優勢資源下沉,將成為未來老齡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還需充分強調老年人在治理過程中的主動參與。另外,信息時代的網絡上形成了無數虛擬社區及社群,其影響力正不斷擴大,無疑將對未來老齡社會治理乃至國家整體治理產生重要影響,應將其納入治理視野以未雨綢繆。必須指出,與西方常將國家與社會視為互不相容的治理場域不同,中國一直在探索國家與社會的交集區域與互動機制,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相互關聯與相互合作,并主要由國家力量予以推動,這也將成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方案”的一個突出特點。 

              4.國:從“老齡事業”到“老齡國家戰略”。中國老齡事業發展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水平現代化的現實樣本。自1994年起我國已連續實施五個老齡事業發展中長期規劃,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更不斷在加強老齡工作和發展老齡事業上做出重大制度安排,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對2050年之前我國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出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決定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出臺。在這樣的長周期內階段性、制度性地有序實施老齡戰略及相關發展規劃,是西方社會難以做到的。在此過程中,我國老齡事業定位實現了從“老齡不成問題”到“老齡成為問題”再到“老齡國家戰略”的歷史性轉變,老齡工作定位也經歷了從“老年人問題”到“發展問題”再到“全局問題”的躍遷式演進,老齡政策體系更得以跨越式發展。這對于一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口大國來說,已充分展現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越性。目前,黨和國家明確指出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這意味著如何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主題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尚無系統的他國經驗可供中國借鑒。我們需要深刻立足于中國的現實情境和發展需要,在堅持黨總攬全局的基礎上,整合老齡社會治理的“中國優勢”以凝練新時代老齡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不僅將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出具體注解,更關乎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的生活與命運。 

              5.世:從積極參與全球化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世界也呈現新圖景,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外部宏觀環境正不斷變遷。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目標下,中國面臨著由全球化參與者向引領者的角色轉換。而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進一步發展,其人口結構轉變將不斷重塑其產業結構和資本結構格局并形成升級訴求。盡管全球經濟長期低迷的可能性不斷增加,但經濟全球化仍是世界大勢,未來也必然成為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等自身治理問題的重要選項。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其老齡化之有效應對不僅關乎自身發展,還將對全球人口發展格局及其治理進程產生深遠影響。因此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應盡快形成國際視野。在此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加快推動形成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而且要探討中華民族如何為全球老齡社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并做出較大貢獻,這對中國老齡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同時提出了新的訴求。 

              (四)在推動老齡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主題下凝聚當前重點治理議題 

              黨的十九大高度強調“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首要遵循。在這一主題及框架下,學界已有扎實的集群成果涌現,并深入推動了治理實踐。本文從老齡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操作性需求出發,針對探究“中國方案”及完善整體性治理格局中應引起更多重視的若干問題進行探討。 

              1.在制度建設中補齊法律法規短板,夯實“依法應對”的國家戰略實施基礎。中央及各部委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已出臺涉老政策文件逾三百項,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制度基礎初現雛形。然而與此同時,老齡制度建設亦呈現出“政策多,法規少”的窘境,國家現僅有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不僅缺乏實施條例及配套行政法規,而且修訂周期長(自1996年首頒以來僅實質性修訂一次)?!耙婪ㄖ螄笔俏覈ㄔO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方略,“依法應對”則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必然選擇。我們亟須從中國人口老齡化基本國情出發,建立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法律法規體系,這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也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首要任務。應對老齡化挑戰遠不能局限于老年人權益保護,近期應加快論證啟動重點領域立法進程,還應在各級法規中強調建立老齡統計指標體系,從而為實現更高立法目標以呼應國家戰略訴求而奠基。 

              2.夯實整體性治理的行政基礎,以家庭建設為抓手統合支持“一老一小”。老齡政策大多涉及部門多、協調難度大、針對性難以精準,例如2016年印發的《關于推進老年宜居環境建設的指導意見》便涉及25個部門聯發,這使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不少基礎性工作難以展開,因此需進一步創新升級現有老齡事務體制,通過建立跨部門和跨區域協作的行政統籌機制以夯實老齡社會的整體性治理基礎。例如目前“一老一小”已成我國老齡戰略和民生建設的重中之重,“一老”本就是老齡工作的核心對象,而“一小”又直接涉及老齡社會可持續發展,何況“老”和“小”還常共存于同一家庭。以家庭視角將兩代人統合考量,通過對家庭而非向個人提供資源支持,可使資源更有效流轉并避免政策“瞄偏”。對家庭的制度性支持能起到“輻射效應”,家庭功能具有“領域不敏感性”,通過支持家庭功能完善可實現對不同福利領域的“一攬子”支持,如養老、生育養育、弱勢家庭成員保障等?!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已明確提出“探索老年人服務設施與兒童服務設施集中布局、共建共享”等系列家庭支持策略。在此背景下,可參考他國有效做法,嘗試論證和推動建立專司家庭事務的綜合性機構,為統籌應對“一老一小”等問題提供重要組織和行政保障,對家庭政策進行統一的管理調控與實施,以生動注解整體性治理理念并有效釋放中國家庭的治理潛力與文化勢能。 

              3.構建全生態人口發展格局,在“以質量換數量”基礎上強調“以空間換時間”和“以結構換規?!?。在人口不斷面臨負增長壓力的背景下,有效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即“以質量換數量”戰略,這無疑需要不斷強化投資于教育衛生等直接關乎未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領域。與此同時,我們還有必要思考如何在國家稟賦性優勢的基礎上挖掘創新更多的治理路徑并提出結構化治理工具。中國城鄉和區域發展特質顯著,不同地區應對老齡化的能力和資源存在天然差別,并直接影響其治理節奏和解決問題的速度及程度。盡管這在治理中體現出復雜性,但也創造了回旋空間。我國在整體上即將脫離人口紅利窗口期,但海量而持續的城鄉和區域間人口轉移仍在不斷推動并兌現經濟增長潛力,局部人口機會窗口開啟時間還存在延長的可能性。這需要充分依靠一核多元治理范式的集中規劃優勢,利用地區差異采取錯位發展策略以進一步鼓勵有序的人口遷移流動,并在“全國一盤棋”的框架下強化區域均衡機制和儲備相應糾偏機制,落實“以空間換時間”的治理路徑。此外,在人口趨減和流動性增強的背景下,不少城市展開“搶人大戰”并專注于引進具有創新研發和管理能力的高端人力資源,這種“掐尖”式的傳統人才策略在人口負增長進程中將呈現疲態,更將陷入人才補貼競爭的陷阱并對勞動力格局形成累積性結構傷害,各地應在治理精準化的進程中強化人口和產業的動態規劃能力,形成“以結構換規?!钡娜瞬欧跤耙M機制,從而構建高—中—低均衡的全生態人力資本格局。 

              4.推動資源整合和資源下沉,打造“社區養老共同體”。老年人生活在社區,社區是政策制定、社會管理、資源配置的基點。傳統基層社區管理體制強調“條條”為主、“塊塊”為輔,上級謀定而基層落實。盡管這一模式具有貼近群眾的優勢,但因處于國家治理組織體系之最末端,擁有的行政勢能最低,要么是可動員的資源有限,要么是有了資源卻難以整合。目前,政府已向基層社區投入了大量養老服務資源,然而由于條塊分割的體制制約,這些服務管理難以形成部門間的聯動與合力,資源浪費與資源短缺并存,信息碎片化嚴重,較大削弱了對社區內家庭的輻射支持。我們亟須從老齡社會治理的高度來改革完善社區管理體制機制,盡快實現治理重心下移、養老資源下沉以強化社區老齡工作。在強化家庭養老功能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社區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天然地緣優勢,使之向上對接政府行政資源、向下輻射家庭及個體,橫向鏈接社會網絡和產業資源,形成“社區養老共同體”以破除碎片化和有效增強養老服務的輻射性,實現家庭、社區、機構養老協調發展。 

              5.在積極老齡觀構建中強調“多生”與“善養”、“優生”與“優死”并重。構建積極老齡觀尤需形成對人口老齡化基本國情的準確理解并有效宣教。隨著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不斷落地,我國人口生育率有望小幅回升,但也必須認識到,隨著育齡女性數量大幅縮減和年輕一代婚育觀念變遷,出生人數趨于縮減的趨勢難以扭轉。我們應同時更多關注如何有效落實家庭養育責任和提升養育質量,優化少兒成長環境,提升未來勞動力素質。不僅如此,現有政策落腳點和社會注意力多放在“生”上,隨著人口老齡化繼續加劇及死亡高峰期來臨,我們亟須給予“死”更多的制度性關照?!百F生”思想在傳統生命倫理中占據了相對主導地位,普通民眾“諱老忌死”的心理較大程度由此而來,但今天我們卻不得不直面死亡教育、死亡質量、死亡權、安寧療護、殯葬業態等政策議題。其研究與實踐的完善不僅在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乃至人的生命質量,更將通過更新社會價值觀念而對傳統文化倫理進行升級,并反過來重新詮釋“老”、詮釋“生”乃至于生命全程,以更深刻地注解我們的積極老齡觀。 

              6.積極培育“銀發經濟”以開發老齡社會發展新動能,并在全球化語境下將產業發展與話語權構建相同步?!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已明確提出加強規劃引導、發展適老產業以“積極培育銀發經濟”。盡管“銀發經濟”的概念尚未明晰,與健康養老產業等的關系亦須厘清,但隨著配套政策落地和研究實踐推進,銀發經濟無疑將成為拉動內需、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源泉。通過培育康養產業的新需求和激發老齡消費的新動能,將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老年人口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還將與現代科技發展、生產方式變遷等趨勢相結合以系統改善老年人生活品質,從而促進養老服務供給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不僅如此,現有研究仍較多在產業和行業政策范疇內論證我國銀發經濟發展機制,然而為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還有必要在全球化語境下探討其發展空間。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發展銀發經濟的價值不僅在于整合并擴展出消費市場,其對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及科學創新的訴求還將在全球化的平臺上產生更廣泛的連鎖效應,不僅可能產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而且可能形成新理論、新觀念和新治理工具。在此進程中,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智慧也會愈來愈多地形成交流和創造合作,這將支持我們更快更好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老齡化應對之路,并嘗試為全球應對人口老齡化呈現獨有貢獻。    

              結語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長期相對穩定在3%—5%的水平。1865年前后法國成為史上首個步入老齡化的國家,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在隨后不到百年間悉從其勢,這一人口現象自20世紀后半葉起在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亦趨于蔓延,目前正進入急劇變化并持續發展階段。從本質上講,人類對于人口老齡化的焦慮其實出自對發展的擔憂,而“人口”與“發展”的關系在歷史上總在不斷動態互構,從農耕時代向工業和后工業時代發展進程中的每一次轉型都會重構乃至顛覆之前幾百乃至數千年的人口和發展關系,那些曾經不得不解決的“人口問題”常會變成后來不得不適應的“人口常態”或者新型發展的起點。人口老齡化正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的常態,而我們也步入了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和智能時代。盡管它首先表現為一種人口現象,卻又絕不囿限于人口范疇。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在逐漸適應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如何在人口即將負增長但仍基數巨大、老年人口眾多但經濟稟賦不斷強化、勞動力數量趨于降低而質量持續提高、養老壓力加重但家國責任綿延不絕、區域差異巨大但大國優勢凸顯、技術紅利展現卻又潛伏不確定性等現實條件下,不斷完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人口大國,我國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超過了我國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如何在變局中完成對于人口老齡化的“善治”將成為檢驗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試金石,也關乎全球老年人口福祉及國際老齡社會治理效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戰略的起點是國家發展和國家利益,其終點則是更好的國家發展和更大的國家利益。這一重大任務兼具長期性和全局性,在深入研究和充分實踐的基礎上凝練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方案不會也不能一蹴而就?!爸袊桨浮苯^不是系列政策或治理工具的簡單集成,而應呈現為一個動態的自洽體系,它不僅需要研究者與實踐者長期全面互動以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也需要中國與其他國家持續有效對話以回答“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等時代之問,其研究更包含著不同層次和不同領域的科學問題和治理議題。本文僅限于啟發這一戰略主題并對其理論基礎、治理內涵及可能路徑進行必要的論證及鋪墊,其目的是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而凝聚共識并提供初步的邏輯框架,未來需要更多研究者和實踐者共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深知“背馳于道者,其去彌遠”的道理。只有立足于歷史與現實,既不盲目樂觀也不盲從他人,在科學識別自身優勢的同時不忘短板,明確中國老齡社會治理的真正邏輯和有效抓手,才能探究出一條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特色之路。 

              本文注釋內容略

              原文責任編輯:李凌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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